福尔摩斯先生说：“在刑事专家看来，自从莫里亚蒂教授死后，伦敦变成一座极其乏味的城市了。”

“我看未必，至少不会有太多正派的市民同意你的这种看法。”我回答说。

“是啊，我不该这么自私，”他笑着把椅子从餐桌旁挪开，“他死后社会当然因此受了很大的益处，市民可以安安心心地过平淡而快乐的日子了，只是可怜了破案专家没事可做。那家伙活跃的时候，每天的早报上都可能登出稀奇古怪的作案报道。华生啊，当时往往只要有一丁点迹象，而且是个极其朦胧、非常不明显的迹象，就足以让我知道这个恶毒的匪首在活动。这就像蛛网的边缘出现一丝微微的颤动，就让人想到潜伏在网中央的那只毒蜘蛛。在掌握线索的人看来，各种小偷小摸、无端肆意攻击、意图不明的暴行，这些都可以联系起来，编织成一个整体。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学者会认为，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不曾具备伦敦当时的有利条件，可是现在呢。”他耸了耸肩膀，以幽默的方式表示对现状不满，可这却是他自己付出大量精力才实现的。

我所讲的这些，是福尔摩斯回国后好几个月前的事了。我按他的请求卖掉了我的诊所，搬回到贝克街我们共住的旧寓所。一个姓弗纳的年轻医生购买了我在肯辛顿的小诊所，并且是毫不犹豫地按我开出的天价买了我的小诊所。几年以后我才发现，原来弗纳是福尔摩斯的一个远亲，而钱实际上是我的朋友福尔摩斯支付的。

在我们合作的几个月里，我们的生活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平淡无奇。因为我翻看了一下我的日记，这个时期的案件包括前总统穆里洛的文件案以及荷兰汽轮“弗里斯兰号”惊人事件。这两个案件差一点把我们的命都搭进去了。然而，他的性格却一点都没变。他客观、自重、反对一切形式的公开赞扬。他用最严格的规定约束我，不让我再提及他个人、他的方法和他的成功。我在前面说过，这条禁令是现在才撤销的。

发完上述的奇谈怪论之后，福尔摩斯先生往椅背上一靠，怡然自得地打开当天的早报，这时响起一阵吓人的门铃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紧跟着一阵咚咚的敲门声，像是什么人在用拳头擂大门。门开了，我听见吵嚷声中，有人冲进过道，急匆匆地上了楼梯。没过一会儿，一个年轻人像发了疯似的闯进屋来。只见他脸色苍白，头发散乱，气急败坏，全身都在颤抖。他来回看了看我们两个人。也就是在我们疑问的注视下，他才意识到有必要为自己这样无礼地闯进来表示一下歉意。

“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他说，“请别责怪我，我快要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我是那个不幸的约翰·海特·麦克法兰。”

他这样的介绍自己似乎是光报了名字我们就能理解他到来的无礼与目的，但是我可以由我同伴脸上的反应看出，他跟我一样对这名字毫无概念。

“请抽支烟，麦克法兰先生，”他说着将烟盒推了过去，“我想照你现在的样子看来，我的这位好朋友华生医生毫无疑问地会给你开镇静剂。最近这几天天气真热，很容易让人失控都是能被理解的。好了，如果现在你觉得稍微平静下来了的话，请你坐到那张椅子上，冷静地慢慢地告诉我们你是谁，你要做什么。你提到你的名字就像我应该认识你一样，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除了我可以看出你是个单身汉，是位律师，是共济会会员以及患有气喘病外，我对你一无所知。”

因为熟悉福尔摩斯的方法，再看看他脏乱的衣服、一卷法律文书、手表链，还有费力喘气的样子，不难得出福尔摩斯的推断是正确的。不过，我们的客人却吃惊地瞪着眼睛呆呆地看着我的朋友。

“你说的一点没错，先生。另外，我此刻也是全伦敦最倒霉的人。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丢下我不管！要是我还没讲完他们就来逮捕我了，你一定让他们给我时间，让我告诉你全部真相。要是知道你在外面为我主持公道，就算入狱我也会安心了。”

“逮捕你！”福尔摩斯说，“这真是太有意思了！你觉得以什么罪名逮捕你？”

“指控我谋杀诺伍德的乔纳斯·奥尔德克。”

我的同伴富于表情的脸流露出同情——恐怕还掺杂着满足，“天啊，”他说，“刚才早饭的时候，我还跟我的朋友华生医生说呢，报纸上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案件了。”

我们的客人伸出一只颤抖的手，从福尔摩斯膝盖上抓起《每日电讯报》。

“假如你看过这份报纸，先生，那你立刻就明白我一大早来访的原因了。我觉得好像人人都在谈论我的名字和我遭遇的不幸。”他把报纸翻到对折中间的那一页。“就在这儿。如果你允许，我为你念念。听听这个，福尔摩斯先生。这是几个标题：‘诺伍德的神秘案件’‘着名建筑师失踪’‘疑是谋杀纵火案’‘罪犯的一条线索’。这是他们正在追查的一条线索，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这条线索绝对会引到我身上来。我在伦敦桥车站一下车就受到跟踪，他们一拿到逮捕令，就会逮捕我。我母亲该多么伤心啊，一定会难过死掉的！”他显得极度焦虑不安，两只手使劲扭绞在一起，身子在椅子上前后摇晃。

我关注着这个被指控行凶的男人，只见他长着一头亚麻色头发，相貌英俊，但看上去精疲力竭，两只蓝眼睛露出惊恐，脸刮得溜光，嘴唇显得敏感而懦弱，一副听天由命神态。他的年龄大约有二十七岁，衣着和举止都像个绅士。从他浅色夏装的外衣口袋里露出一卷签署过的证书，显露出了他的职业。

“咱们必须抓紧时间，”福尔摩斯说，“华生，请你念一念报纸上刚才谈到的那一段，好吗？”

在我们的委托人刚才引述过的那条醒目的大标题下，有一段提示性的叙述：

昨天晚上深夜，也就是今天凌晨，在诺伍德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恐怕是严重的、策划好的犯罪行为。奥尔德克先生是这一郊区小有名气的居民，多年来一直从事建筑师的职业。奥尔德克先生是个单身汉，五十二岁，住在锡德纳姆路尽头的幽谷山庄。此人以行为古怪而出名，向来沉默寡言，不爱交际，现已退休。据说他退出靠此发家的建筑业已经多年。但位于山庄后面的贮木场依然存在。昨晚大约十二点，贮木场内发出火灾，消防车很快赶到现场，但由于木材干燥火势凶猛，无法控制住火苗，直到整堆木料被烧尽熄灭为止。至此，大火似乎是一般的偶然事件，但有新的迹象表明这是一例严重的杀人犯罪案件。主人不在着火现场一事令人感到吃惊，后来经过调查得知，房主人已经失踪。对他卧室的检查表明，床上没有睡过的迹象，保险柜的门敞开，室内散落着一些重要的文件。最后，还有发生过激烈搏斗的迹象，屋内发现了血迹，一根橡木拐杖的柄上也沾有血迹。现已查明，奥尔德克先生夜里曾在卧室接待过来客，拐杖就是那个客人的私人物品。此人是伦敦的一名年轻律师，名叫麦克法兰，是伦敦东区格雷沙姆大楼426号格雷姆·麦克法兰事务所的年轻合伙人。警方认为他们已经掌握能够说明犯罪动机的有力证据。总之，不容置疑案情会有重大的进展。

后续报道：传言麦克法兰先生，因谋杀乔纳斯·奥尔德克罪已被逮捕。逮捕证已发出。在诺伍德的调查正在深入进行，并有惊人发现。在建筑商所住卧室里，除有搏斗迹象外，现又发现法国式落地窗敞开（该卧室就在一楼），并有笨重物体从室内拖往木料堆的痕迹。据证实，最后在火场灰烬中找到被烧焦之残骸。按照警方推测，此乃一起极其惊人之凶案。受害者在寝室中被棍棒敲击毙命，文件被盗，尸体拖至木料堆焚烧灭迹。此案已交苏格兰场富有经验之警官莱斯特雷德进行调查，此刻他正以其特有之充沛精力与机智追查线索。

福尔摩斯闭着双眼，两手指尖顶着指尖，听着这起惊人的报道，“这件案子的确有几点令人感兴趣，”他用惯有的冷漠口吻说道，“麦克法兰先生，我首先要问你，既然有足够证据将你逮捕，那为什么你现在还是自由的呢？”

“我与父母同住在黑石楠（伦敦的东南区）的多林顿寓所，福尔摩斯先生，但是昨天晚上因为与乔纳斯·奥尔德克先生商谈事情直到很晚，因此我在诺伍德的一家旅馆里住，今早由那里直接来上班。在这之前我对这一起凶案一无所知，直到在火车上看到报纸上登载你刚才听到的报道才知道。我立刻就意识到我的处境有多危险，于是匆匆来此想将案子交到你手中。我相信如果我在家或到了办公室一定会立刻被捕的。有个人由伦敦桥车站一直跟着我，我毫不怀疑——上帝！那是什么？”

那是一阵门铃声，接着响起了沉重的上楼脚步声。顷刻之后，我们的老朋友莱斯特雷德出现在门口。由他肩头望去，我看到还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在外面。

“约翰·海特·麦克法兰先生？”莱斯特雷德说。

我们不幸的顾主站起来，面色惨白。

“我以蓄意谋杀诺伍德的奥尔德克先生的罪名逮捕你。”麦克法兰转向我们，做了一个万念俱灰的手势，然后又像被压垮了似的瘫倒在椅子里。

“等会儿，莱斯特雷德，”福尔摩斯说，“半个小时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吧，但这位先生正要对我们讲这桩有趣的案件，或许我们能借以弄清真相。”

“我认为要弄清真相一点都不难。”莱斯特雷德冷漠地说。

“不过，你允许的话，我还是很有兴趣听完他的陈述。”

“既然如此，福尔摩斯先生，我很难拒绝你的任何要求，毕竟你过去帮过警方，我们在苏格兰场也欠你人情，”莱斯特雷德说，“同时我必须看住罪犯，并且必须警告他，他所说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对他不利的呈堂证供。”

“这正是我希望的，”我们的委托人说道，“我只请求你们听我讲，并且认可我讲的绝对是真话。”

莱斯特雷德掏出表看了一下，说道：“我给你半小时。”

“首先我要说明，”麦克法兰说，“我根本不了解乔纳斯·奥尔德克先生。

他的名字我熟悉，因为很多年以前我父母认识他，但他们后来疏远了。就在昨天下午大约三点钟，他进城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觉得非常奇怪。他说明来意后，我更加感到奇怪了。他手里拿着几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放在我的桌子上，只见上面写满了潦草的字，就是这几张纸。

“他对我说：‘这是我的遗嘱，麦克法兰先生，我想请你按照规范的法律文件格式抄写一遍。你写吧，我就坐在这儿。’”

“我动手抄写这份遗嘱。我发现，他在这份遗嘱上除了几点保留外，指定将其余全部财产留给我，你可以想象出我当时有多惊讶了。他是个长相奇怪的人，模样活像只小雪貂，连睫毛都是白的。我抬头朝他望去，见他瞪着一对敏锐的灰色眼睛看着我，脸上露出开心的表情。我读到遗嘱中那些条款，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可他解释说，他是个单身汉，世上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他说，他在青年时期就已经认识了我父母，而且一直听说，我是个很值得鼓励的年轻人，把钱遗赠给我他觉得放心。当然，我只好结结巴巴说些感谢话。遗嘱按照格式写好了，签了字，由我的职员做见证人。遗嘱就写在这张蓝纸上。我刚才说过，这些小纸片是草稿。奥尔德克先生然后告诉我说，他还有许多文件，有租地建屋权凭证、所有权证书、抵押凭据、临时凭证等等，他说有必要让我看看。他说，把这些都办完他才感到放心。他要求我晚上带着这份遗嘱去诺伍德，在他家里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一下。‘记住，我的孩子，一切手续办完之前，什么也别对你父母说。咱们要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惊喜。’”他特别坚持这一点，还要我信守诺言。”

“你可以想象，福尔摩斯先生，我没有理由拒绝他提出的一切要求。他是我的恩人，我只是想一丝不苟地实现他的愿望。因此，我给家里拍了一个电报，告诉家人我有要事要处理，无法估计多晚才能回家。奥尔德克告诉我，他愿意九点跟我一起共进晚餐，因为九点之前他也许到不了家。他的家很难找，所以我赶到他家时已经快九点半了。我发现他——”

“等一下，”福尔摩斯说，“谁开的门？”

“一个中年妇女，我猜想是他的女管家。”

“我想是她把你的名字说出来的吧？”

“正是。”麦克法兰说。

“继续讲吧。”

麦克法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然后继续往下讲：“这位妇女把我领到一间起居室，里面已经摆上简单的晚饭。后来，奥尔德克把我带到他的卧室，那里立着一个笨重的保险柜。他把保险柜打开，取出一大摞文件，我们一起翻看着。我们看完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了。他说我们就不必打搅管家了，让我从那扇一直敞开的法国式窗户出去。”

“窗帘放下来没有？”福尔摩斯问。

“我说不准，不过我想是放了一半。对，我记得他为了打开窗子，把窗帘拉起来了。我找不到我的手杖，他说：‘没事儿，我的孩子，但愿从今之后能经常见到你。我会把你的手杖保管好，等你下次来取。’”我离开他的时候，卧室里的保险柜是开着的，那些字据分成几小包，还摆在桌上。已经很晚了，当然我回不了黑石楠的多林顿寓所了，就在安纳利·阿姆斯的旅馆过了一夜。到了今天早晨才从报上知道发生了这件可怕的事情。”

“你还有别的要问吗？福尔摩斯先生。”莱斯特雷德说。在他听年轻人讲这段不平凡经历的时候，我见他有一两次扬起眉毛来。

“在我去黑石楠之前没有要问的了。”

“你是说去诺伍德前。”莱斯特雷德说。

“噢，是的，我一定是这意思没错。”福尔摩斯带着深不可测的笑容说。莱斯特雷德由之前多次的经验中知道那个像利刃般的脑子能够解开在他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事物。我看见他用好奇地眼神望着我的同伴。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呃，麦克法兰先生，我有两个警察在门边，一辆四轮马车在外面等着。”那位可怜的年轻人站起身来，对我们投出最后一次恳求的目光，然后走出门去。

福尔摩斯已经拿起了遗嘱草稿，带着十分感兴趣的神色看着。

“这文件有几点值得注意啊？莱斯特雷德。”他说着将文件推过去。

那位警官困惑不解地看着它们。

“我可以看懂开头的几行、第二页的中间部分，以及最后的一两行。这些都很清楚。”他说，“但是中间其他的字迹就很糟了，有三个地方我完全看不懂。”

“从中你能得出什么结论？”福尔摩斯说。

“呃，那你又能得出什么结论？”

“我的结论是遗嘱是在火车上写的。字迹清晰部分代表火车正靠站，潦草部分代表火车正在行驶中，最草的部分代表火车经过岔道时。有科学头脑的专家一下就能判断出这是在郊区火车上写的，因为只有在大城市的近郊才有如此密集的火车岔道。

假定写遗嘱占用了整个旅途，那么这是一班快车，从诺伍德到伦敦桥只停过一次。”

莱斯特雷德笑了起来，“你一用你那套理论，我就跟不上了，福尔摩斯先生。

这跟本案有什么关系吗？”

“这能证实这位年轻人所讲故事中的遗嘱是奥尔德克先生在昨天旅途中写下的。这很奇怪，不是吗？这么重要的文件，竟然会有人写得这么随便，除非他不认为这文件会有什么实质用处。如果一个人立一个不打算让它起作用的遗嘱，那么他就有可能这么做。”

“他同时也是在给自己拟定了死刑判决书。”莱斯特雷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