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那个女人大约在九点钟进到房间，穿着带泥的靴子却没有留下脚印，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很高兴你指出了这一点。当时我也想到了这一点。这个女杂工有个习惯，就是在房门的房里脱掉靴子，换上布拖鞋。”

“那就很清楚了。那么，尽管那天晚上下雨，却没有发现脚印？这一连串事件的确非常值得注意。你们下一步又是怎么做的？”

“我们也检查了房间。这房间不可能有暗门，窗户离地面也足有三十英尺。

这两扇窗户都从里面关紧了。地板上铺着地毯，不可能有地道门，天花板是普通的刷白灰的那种。我敢拿性命担保，无论是谁偷了我的文件，都只能从房门逃走。”

“壁炉呢？”

“里面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铃索就在我写字台的右首。谁要拉铃都必须到我写字台右首去。可是为什么罪犯要去拉铃呢？这是一个最难解释的疑团。”

“这案子确实非同寻常。以后你们又采取了什么措施？我想，你们检查过房间，看看那位不速之客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像烟蒂、失落的手套、发夹或其他什么小东西，是吗？”

“没有找到这一类东西。”

“没有闻到什么气味吗？”

“唉，这一点我们倒没有想到。”

“啊，在调查这样的案件时，即使有一点烟草气味对我们也是很有价值的。”

“我自己从来不吸烟，只要有一丝烟味，我就能闻出来。没有任何一点线索。唯一存在的事实就是门卫的妻子——那个叫坦盖的女人——匆匆忙忙从那个地方走出来。门卫也无法对此作出解释，他只是说他妻子平时就是在这个时间回家。我和警察都认为，假定那个女人拿走了文件，我们最好的计划就是在她还没有转手文件之前就把她抓起来。

“这时苏格兰场已经得到报警，侦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赶了过来，全身心地着手调查这个案子。我们租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半小时后，我们就到了被告知的地点。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她是坦盖女士的长女。她母亲还没有回来，她领我们进了前厅等候。”

“大约十分钟后有敲门声响起，可是这时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都应该怪我自己。我们没有自己去开门，而让女孩去开。我们听到她说：‘母亲，有两个人在房里等着见你。’”这之后，我们就听到脚步声匆匆地由走道跑进去，福布斯快快地推开了门，我们两个一起跑到后面房间，是间厨房，但那个妇人已早我们一步进了那房间，然后，她认出了我，一副极度惊讶的神色出现在她脸上。”

“‘啊，你不是办公室里的费尔普斯先生吗！’她叫道。

“‘好了，好了，你避开我们，你以为我们是谁啊？’我的同伴问道。

“‘我以为你们是拍卖财产的经纪人，我们跟一个商店老板有些纠纷。’”

“‘这样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福布斯回答，‘我们有理由相信你由外交部窃取了一份重要文件，你急急跑进这里是要将它藏起来。你必须跟我们一起到苏格兰场去接受调查。’”

“她又是抗议又是挣扎，结果全都没用。我们叫来了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都坐进去。临走以前，我们先搜查了这间厨房，尤其是厨房的炉火，看她是否独自一人在家时把文件扔进了火里。可是，根本没有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我们一到苏格兰场，立即把她交给女警员搜查。我在外面等得心急火燎，好不容易才等到女检查员送来报告，可报告说根本没有文件的踪影。

“这时，我才头一次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可怕处境。在这之前，我只顾行动，根本没顾上思考。我一直深信可以马上找回那份协定，因此根本不敢想如果找不到，会有什么后果。现在已经无法采取任何行动了，我才开始考虑自己的处境。啊，实在太可怕了。华生可能告诉过你，我上学的时候就非常敏感，有点神经质。这是我的天性。我想到舅父和他内阁里的同僚，想到我给他带来的耻辱，想到我给自己和所有亲友带来的耻辱。我个人在这桩离奇的意外事件中成为牺牲品，又算得了什么？外交利益容不得半点差错，然而现在却面临重大威胁。我算是毁了，既丢人又绝望。我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我猜当时我准是当众哭闹了一场。我依稀记得，当时有几位同事围着我，尽力安慰我。一位同事乘马车陪我到滑铁卢车站，把我送上去沃金的火车。碰巧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也乘这次火车回家，否则那位同事肯定会一路把我送回家的。这位医生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也确实多亏他这样照顾我，因为我在车站就昏厥过一次，没等我到家，我实际上已经变成个语无伦次的疯子了。

“你可以想象，当我的家人被医生的按铃声从梦中惊醒，看到我这种情况时，当时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可怜的安妮和我母亲心都要碎了。费里尔医生刚才在车站已经听侦探详细地讲了事情的经过，便把情况讲了一遍，但于事无补。大家都很清楚，我会病很长一段时间，所以约瑟夫被迫匆忙搬出了这间宽阔的卧室，把它改成了我的病房。我躺在这里，福尔摩斯先生，已经九个多星期了，昏迷不醒，脑子烧得近乎疯狂。如果不是哈里森小姐在这儿，还有医生的照顾，我现在都不能和你们讲话。

她在白天照看我，雇了一位护士在晚上守护我，因为我神经病发作时，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渐渐地，我的神志清醒了，但我的记忆力也只是最近三天才完全恢复。有时我希望它永远不要恢复。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接手这件案子的福布斯先生发了一封电报。他来到这里向我保证，虽然用尽了一切办法，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也用了各种手段检查房门和他的妻子，仍然没有查清楚这件事。然后，警方又怀疑到了年轻的查理·古拉特，你可能还记得，他就是那天晚上在办公室待了很长时间的那个人。他留在后面离开，以及他的法国姓名，才是他唯一引起警方怀疑的两点；可是，事实上，在他走之前我还没有开始抄写，而且他的家族是胡格诺派教徒血统，但在习惯和感情上，他和你我一样都是英国人的。无论如何，找不出什么根据把他牵连进去，这件案子也就停了下来。我向你求助，福尔摩斯先生，我完全把你当作我最后的希望了。如果你让我失望了，那么，我的地位和荣誉也就永远丧失了。”

由于谈话过久，感到疲乏，病人便斜靠在垫子上，这时护士给他倒了一杯兴奋剂。福尔摩斯头向后仰，闭着眼睛，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在陌生人看来，似乎是无精打采的样子，不过我知道这表示他正在非常紧张地思考。

“你讲得很明白，”他终于开了口，“所以我需要问的问题已经不多了。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还要弄明白。你告诉过什么人你要执行这一项特殊任务吗？”

“什么人也没说过。”

“比方说，这里的哈里森小姐你也没有告诉吗？”

“没有。在我接受命令和执行任务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回过沃金。”

“你的亲友里没有一个人碰巧去看过你吗？”

“没有。”

“你的亲友中有人知道你办公室如何走吗？”

“啊，有，那里的路径我都告诉过他们。”

“当然，如你没对任何人讲过有关协定的事，那这些询问也算是多此一举了。”

“我什么也没讲过。”

“你了解门卫吗？”

“我只知道他原来是一个老兵。”

“哪个团的？”

“哦，我听说，是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的。”

“谢谢你。我肯定我能从福布斯那里得到详细的情况。当局很善于搜集事实，却不大经常利用事实。啊，玫瑰花是多么可爱的东西！”

他走过长沙发，来到开着的窗户前，伸手提起一根低垂的玫瑰花枝，欣赏着那娇绿和嫣红交融的花团。在我看来这是他性格的新鲜面，因为在这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对自然物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世间一切事物中，宗教最需要推理法，”他说道，他背靠百叶窗站着，“推理法可能被推理学者们逐步发展为一门精密的学科。按照推理法，我们对上帝仁慈的最高信仰，在我看来，就是寄托在鲜花上面。一切别的东西，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欲望，我们的食物，这一切首先是我们的生存所必须的。但是，这玫瑰花就是额外的东西。它的香气和色彩是生活的点缀，而不是生活的条件。只有仁慈才会产生额外的东西，所以我再说一遍，我们从鲜花中可以企盼多多。”

波西·费尔普斯和他的看护惊讶地看着福尔摩斯述说，他们脸上显出了十分失望的神色。福尔摩斯手握着西洋蔷薇陷入了冥想，好一阵子，那位年轻的女士终于打断了它：“对于这桩神秘案子你看有希望解决吗，福尔摩斯先生？”

“噢，神秘案子！”他突然惊醒回到了现实世界，“嗯，如果否认这是件十分深奥复杂的案子，那会是很荒谬的。但我可以答应你，我会详细调查这件事，若有任何进展我会马上让你知道。”

“你看出任何线索了吗？”

“你提供了七条线索，当然，在我说出它们是否有用前我必须先证实一下。”

“你怀疑哪一个人吗？”

“我怀疑我自己。”

“什么！”

“怀疑我的结论做得太快。”

“那就回伦敦去检验你的结论吧。”

“哈里森小姐，你的建议妙极了！我想，华生，我们在这没什么更好的事可做了。费尔普斯先生，不要抱过高的奢望。这事非常扑朔迷离。”

“我会焦急盼望着再次见到你。”这位外交家大声说道。

“好，明天我乘同一班车来看你，不过，我极有可能拿不出积极的报告。”

“愿上帝保佑你，谢谢你承诺再来，”我们的委托人叫道，“知道正在采取行动，让我感到了新的生机。顺便说一下，我接到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一封信。”

“啊！他说了什么？”

“他很冷淡，但并不严厉。我敢说，这是因为我身患重病，他才没有那样做。

他反复强调，这件事极其重要。他又补充说，除非我恢复了健康，有机会弥补我的过失，否则我的前程也就没有指望了——他这样说，当然是指革职我了。”

“啊，那是合乎情理而又考虑周到的，”福尔摩斯说，“走吧，华生，我们在城里还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做呢。”

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用马车送我们到了火车站，我们很快搭上了一趟去普茨茅斯的火车。福尔摩斯陷入了深思，在我们过克拉彭枢纽站之前，他几乎一直没有说话。

“无论走哪条铁路线进伦敦，都能让人居高临下地看到这样一些房子，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我以为他是在说笑话，因为这景色实在不堪入目，可是他立即解释道：“你看那一片孤立的大房子，矗立于青石之上，就像铅灰色海洋中的砖瓦之岛。”

“那是寄宿学校。”

“那是灯塔，伙计！未来的灯塔！每一座灯塔里都装满千百颗光辉灿烂的小种子，将来英国在他们这一代将更加富裕、强大。我想，费尔普斯这个人不喝酒吧？”

“我想他不会。”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我们应该把一切可能都想到。这可怜的人已陷入苦海之中，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救他上岸。你认为哈里森小姐怎么样？”

“一个性格刚强的姑娘。”

“是的，她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子，要不就是我错了。她和她哥哥是诺森伯兰附近一位铁器制造商仅有的两个孩子。去年冬天旅行时，费尔普斯和她订了婚，她哥哥陪同她前来与他家人见面。接着就发生了这件不幸的事，她便留了下来，照顾她的未婚夫，她哥哥约瑟夫发现这里很舒适，也留了下来。你看，我已经做了一些独立的调查。但是，今天该是我的调查日。”

“我的医务——”我开始说道。

“噢，如果你觉得你的病例比我的案件更有意思的话——”福尔摩斯讽刺道。

“我是说，因为现在是一年中最清淡的时段，我的医务耽误一两天没事。”

“好极了，”他说，又恢复了好心情，“那我们就一起调查这件事吧。我想我们应该从福布斯那儿着手，他应该可以告诉我们所有需要的细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该从哪一方面进行了。”

“你是说你已经有了线索？”

“呃，我有几个，但都得经过进一步的查证才知道它们是否有用。最难追踪的罪案就是没目的的罪案。现在这桩案子并非没有目的。谁会因此而得利？法国大使、俄国大使，任何可将文件卖给这些人的人，还有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嗯，这是可以想到的，有时候一位政治人物会发现，这类文件意外被传出去，对他而言并不见得是件坏事。”

“这不会是像霍尔德赫斯特勋爵那样有极高声誉的政治人物吧？”

“这只是一个可能性，我们不能不去考虑它。我们今天会去见这位勋爵，看看他能不能给我们任何线索。在此同时，我另外已进行了一些调查工作。”

“已经？”

“对，我已经从沃金车站给伦敦各家晚报发去一份电报。每家晚报都会登出一个广告。”福尔摩斯递给我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用铅笔写着：

悬赏十镑。5月23日晚9点45，一位乘客在查尔斯大街外交部门口或附近从一辆出租马车下车，请将该出租马车的车牌号告知贝克街221号b。

“你确信那个盗贼是乘马车来的？”

“即使不是也无妨。假如费尔普斯说得对，无论办公室或走廊都没有藏身的地方，那个人就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他在阴雨绵绵的夜晚从外面进去，走后几分钟就进行过检查，却没有发现地板革上留下湿漉漉的脚印，那他很可能是乘车去的。对，我想我们这么推断很保险，他是乘马车去的。”

“这听起来似乎有道理。”

“这是我发现的一条线索，它可以引导我们得出某种结论。当然，还有那段铃声——这是本案最不同寻常的特点所在。为什么铃儿会响呢？难道是那个窃贼故意虚张声势？或者是某个和窃贼一起来的人，他为了防止盗窃而故意按的铃？或者是出于偶然？或者是——”他又重新陷入了刚才那种紧张而沉默的思索之中；不过，对我来说，我对他的心情是很了解的，他一定是突然想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我们到达终点站时，已经是三点二十分，我们在一家小饭馆匆忙吃过午餐之后，又立即赶往苏格兰场。福尔摩斯已经给福布斯发过电报，所以我们到那儿时他正在等候我们——他身材瘦小，一张狐狸脸，一副尖酸刻薄而且毫不友好的态度。尤其是当他听说我们这次来访的意图之后，他的态度更加冷淡。

“在这以前，我已经听说过你办案的手段，福尔摩斯先生，”他尖刻地说，“那就是你很乐意利用警方供给你的一切情报，然后你自己设法去结案，让警方丢脸。”

“恰恰相反，”福尔摩斯说道，“在我过去破获的五十三件案子里，只有四件案子署过我的名，而警方在四十九件案子里获得了全部荣誉。我不责怪你，因为你不了解情况，因为你年轻，没有经验。可是如果你想在你的新职业中有所发展，那你最好和我合作而不要与我作对。”

“我非常愿意听你指点一二。”这位侦探改变了态度说道，“时至今日，我还没有在办案中获得过荣誉呢。”

“你采取了什么措施？”

“门卫的妻子坦盖一直在我们的监视下。他离开警卫队时名声很好，我们也找不到什么嫌疑。不过他妻子是一个坏家伙，我想，她对这件事知道很多，并不像她表面上装的那样。”

“你跟踪过她吗？”

“我们派了一名女侦探跟踪她。坦盖太太喜欢喝酒，当她喝醉时，我们的女侦探两次和她在一起。但是一无所获。”

“我知道有旧货商去过他们家，对不？”

“是的，但是他们已经付清了债务。”

“他们的钱从哪儿弄来的呢？”

“这没有问题。房门刚领回退休金。但一点也看不出他们手头有钱。”

“那天晚上费尔普斯先生拉铃要咖啡，是她应的铃，她作什么解释呢？”

“她说她丈夫太疲劳了，她愿意代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