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结婚后的那年7月有三起重要的案子使得我难以忘怀，因为这些案子是我与福尔摩斯一起侦破的，并且我有幸研究了他的破案方法。我在笔记本中记下的这三起案子的标题：《第二片血迹》《海军协定》和《疲倦的船长》。但是第一个案子关系重大，牵连到国内的许多达官贵人，以致多年内都不可能公之于众。然而，在福尔摩斯所侦破的案子中，这起案子最能清楚地说明他的分析方法的价值，也给合作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份几乎逐字记下的谈话记录，这是福尔摩斯向巴黎警察署的杜布克先生和但特齐格的着名专家弗里茨·冯沃尔鲍讲述案情真相的记录。他们两人枉费了许多精力，因为结果证明他们搞的都是一些枝节问题。不过，这个案子恐怕要等到下一个世纪才能见报。因此，我还是把第二个案子发表出来，因为这个案子也是一度震惊全国的大案，有些案情使这个案子具有独特的性质。

在我求学的时候，曾与一个名叫波西·费尔普斯的孩子交往十分密切。他跟我同年但比我高两班，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几乎囊括了学校所有的奖项，毕业时得到的奖学金使他能在剑桥大学继续他那辉煌的求学生涯。

我记得他的家世背景极好，甚至我们还是小孩子时就知道他的舅舅是有名的保守党政要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但这显赫的背景对他在学校并没什么好处，相反的，反而使我们觉得在玩耍时欺侮、追逐他或用球杆打他的脚背是件很刺激且痛快的事。不过，他进入社会后，就完全不同了。我隐约知道由于他的能力，再加上显赫的家世影响力，使他在外交部得到了一个很不错的职位。这之后，我就完全没有再想到过他了，直到下面这封信寄到我手中，这才又唤起我对他的记忆。

寄自沃金布里尔布雷

我亲爱的华生：

我相信你还记得“蝌蚪”费尔普斯，那时我上五年级，你上三年级。也许你听说过，我凭借舅父的关系，在外交部弄到一个美差，很受信任和尊敬。但后来发生了一件可怕的灾祸，我的前程将就此毁于一旦。

我不愿在信中向你叙述那桩可怕的事件。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我可以把详细情况口头讲给你听。我突患脑神经疾病，大病了九个星期，现在刚刚恢复，身体依然十分虚弱。不知你是否能邀请你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一道前来看我？尽管当局对我说，此事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但我仍然希望听听福尔摩斯先生对本案的看法。请你邀他尽快前来。事情悬而不决，更令人惊恐，使我度日如年。请你向他说明，我没有及时向他请教，并非我不钦佩他的才能，而是当时大祸临头，搞得我自乱阵脚。现在我头脑已恢复清醒，不过仍然害怕旧病复发，不敢多想此事。我至今身体非常虚弱，你可以看出，此信由我口述，请人代笔的。

请务必邀请福尔摩斯先生前来。

你的老校友波西·费尔普斯

我读了这封信很是震惊，他反复请求邀请福尔摩斯同去，真的令人同情。我深受感动，即使这件事再困难，我也要努力去做。不过，我当然很清楚，福尔摩斯很珍爱自己的技能，所以只要他的委托人乐意接受，他总是会随时伸出援助之手的。我和我妻子一致认为，应该把这件事尽快告诉福尔摩斯，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于是，早餐后不到一小时，我又一次回到了贝克街那栋老房子里。

福尔摩斯身穿睡衣坐在靠墙的桌旁，聚精会神地做化学实验。一个曲线形大蒸馏瓶，在红红的火焰上激烈地沸腾，蒸馏水滴入一个容积为两升的量具中。我进来时，我的朋友连头也没抬，我看出他的实验一定很重要，便在扶手椅上坐等着。他看看这个瓶子，查查那个瓶子，用玻璃吸管从每个瓶子里吸出几滴液体，然后拿出一只盛着溶液的试管放到桌上。他右手拿着一张石蕊试纸。

“你来得正好，华生，”福尔摩斯说道，“如果这张纸仍然呈蓝色，就一切正常。如果它变成了红色，那溶液就能置人于死地。”他说罢，把试纸浸入试管，试纸立即变成了污浊的深红色，“果然不出我所料！”他高声道，“华生，我马上就可以听你吩咐了。烟叶在波斯拖鞋里，你自己拿去。”他转身走向书桌，潦草地写了几份电报，交给了小听差，然后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屈起双膝，双手紧抱住瘦长的小腿。

“一起平淡无奇的小小谋杀案，”福尔摩斯说道，“我想你给我带来了比这更大的案子吧。华生，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信递给他，他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

“这信没有告诉我们多少情况，对不对？”他把信交还我后说道。

“几乎没有说什么。”

“但是这笔迹倒是很有趣。”

“不过这笔迹不是他自己的。”

“的确如此，是女人的笔迹。”

“肯定是男人的笔迹。”我大声说道。

“不，是女人的，而且是个个性很特殊的女人。你看，在这侦查开始时，你就知道你的委托人与一个性格很特殊但不知是好是坏的人很接近。我对这案子的兴趣已经被挑起了。如果你已准备妥当，那我们立刻就出发到沃金去，去看看这位身陷如此可怕罪案之中的外交官以及替他代笔的这位女士。”

我们很幸运赶上了从滑铁卢开出的早班车，不到一小时我们就置身于沃金的枞树与石楠树丛中了。布里尔布雷是一幢坐落在一大片地上的独立房子，离车站步行只几分钟距离。我们递进名片之后，被请至一间布置高雅的客厅，几分钟后来了一位颇粗壮的男子，热诚地接待我们。他的年纪大概四十不到，但红润的双颊及愉悦的眼神给人的感觉却像是一个圆滚滚的淘气小男孩。

“我真高兴你们来了，”他热情地握着我们的手说，“波西一整个早晨都在问。喔，那可怜的家伙，他是绝不会放过任何微弱希望的！他的父母要我来接待你们，因为只要提到这件事，对他们而言都是很痛苦的。”

“我们还不了解案情，”福尔摩斯说道，“我觉得你不是他们家人吧。”

我们这位新朋友露出一脸惊讶表情，低头看了一眼，顿时放声大笑。

“当然你看到我项链坠子上这个‘jh’组成的姓名首字母图案了。”他说道，“我一时以为你会玩魔术呢。我叫约瑟夫·哈里森，波西就要和我妹妹安妮结婚了，我至少也算得上他的一个姻亲吧。你们可以在波西的屋里见到我妹妹，两个月来她不辞辛劳，悉心照料他。我们最好现在就进去，我知道波西急着想见到你们。”

他带我们去波西的房间，那房间与会客室同在一层楼上。房间布置得既像起居室，又像卧室，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摆放着鲜花，安排方式非常高雅。长沙发上躺着一个年轻人，他面色苍白，面容疲惫。沙发靠近窗户，浓郁的花香和初夏怡人的空气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一个女人坐在他身旁，我们进屋时，她站起身来。

“要我离开吗，波西？”她问道。

波西抓住她的手，不让她走，“你好，华生！”他亲热地说，“你留着胡子，我都认不出来了，而且我敢说你也不一定能认出我来了。我猜这就是你那位大名鼎鼎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吧？”

我简短地做了一下介绍，然后我们都坐了下来。那个壮实的中年人离开了我们，可是他妹妹仍然留在那里，她的手被病人拉着。她是一个长相引人注目的女子，身材有些矮而胖，显得不太匀称，但有一张美丽的橄榄色脸庞，一双大大的、乌黑的意大利人的眼睛，一头深黑色的头发。她那光泽亮丽的容貌，使她的伴侣那苍白的面孔在相比之下更显得衰弱而憔悴。

“我不愿浪费你们的时间。”波西从沙发上坐起来说道，“所以要开门见山地讲这件事。我原是一个快乐而成功的人，福尔摩斯先生，而且就要结婚了。可是天外飞来的横祸毁掉了我一生的前程。”

“华生可能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在外交部供职，通过我舅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关系，我很快将升任要职了。我舅父担任本届政府的外交大臣，他交给我一些重要任务，我总是办得很圆满，终于赢得了他对我办事能力和才华的充分信任。”

“大约十个星期以前——更确切地说是在5月23日，他把我叫到他的私人办公室，先是称赞我工作干得很出色，然后告诉我，要我执行一项新的重要任务。”

“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一卷灰色的纸说：‘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订的秘密协定的原件，遗憾的是，报上已经透露出一些传闻。最重要的是，不能再有任何消息透漏出去。法国和俄国大使馆正不惜花巨款来探听这些文件的内容。若不是急需要一份抄件，我绝不会从我的写字台里把它拿出来。你办公室里有保险柜吗？’”

“‘有的，先生。’”

“‘那么你把协定拿去，把它锁在你的保险柜里。我还要嘱咐你几句：别人下班后你留在办公室里，利用闲暇时间抄写副本，这样你就不用担心被人偷看了。抄好后把抄件和原件放进保险柜里锁好，明天早晨一起交给我本人。’”

“我拿了这些文件就——”

“对不起，请稍停一下，”福尔摩斯说道，“谈话时只有你们俩在一起吗？”

“当然。”

“是在一间大屋子里吗？”

“有三十英尺。”

“是在房子的中间吗？”

“是的，差不多在房中间。”

“是低声说话吗？”

“我舅父说话的声音一向很低。我几乎没有说话。”

“谢谢你，”福尔摩斯说道，闭上了眼睛，“请继续往下说吧。”

“我完全照着他的吩咐做了，等到其他职员离去。其中有一个职员叫查理·古拉特，他有些工作耽搁了，留在办公室里加班，因此我就离开先去吃饭。当我回来后，他已经走了。我急着想完成这工作，因为我知道约瑟夫——就是你们刚才见到的那位哈里森先生——来到城里，他会坐十一点的火车到沃金，因此我希望能赶上那班车。

“我看了那协定内容后，立刻就知道了它的重要性，知道我舅舅并没有言过其实。我不能详述细节，但我可以说那协定订定了英国对三国同盟（德意志与奥匈帝国于1879年结为同盟，意大利于1882年加入而成为三国同盟）所持的立场，而且预定了如果法国舰队赢了意大利控制住地中海的主权时英国所将采取的对策。协定中所谈及的问题纯属海军方面，最后还有签订协定的高阶层官员签名。我将协定内容先整个看了一遍，坐定下来开始抄录。

“这份文件很长，用法文写成，包括二十六个条款。我尽可能快速抄写，可是到了九点钟才抄完九条，看来，要想赶上十一点的火车是没希望了。由于劳累了一整天，晚饭又吃得不舒服，我有点昏昏欲睡，头脑麻木，想喝杯咖啡让头脑清醒一下。楼梯下有个小门房，整夜都有门卫守在那里，他习惯用自己的酒精炉子给加班的职员烧咖啡。所以，我就拉铃叫他。”

“奇怪的是，应召而来的是个老女人，只见她身材高大，面容粗糙，腰间系着一条围裙。她解释说，她是门卫的妻子，在这里打杂，我就叫她去煮咖啡。”

“我又抄了两条，愈发感到昏昏欲睡，便站起身，在屋内踱来踱去，舒展一下双腿。咖啡还不见送来，我想知道是为什么，就打开门，顺着走廊走过去看。

从我抄写文件的房间出来是一条笔直的走廊，那里光线昏暗，这条走廊是我那间办公室唯一出口。走廊尽头转弯有一道楼梯，有个门卫就在楼梯下面的过道旁。

楼梯中间有个小平台，另有一条走廊通到这个平台，与楼梯在平台处呈丁字交叉。这第二条走廊尽头有一段楼梯通向旁门，专供仆役使用，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大街走进本楼的捷径。这就是那个地方的简略图。”

“谢谢，我想我完全听懂了你的情况。”福尔摩斯说道。

“极其重要的是你得注意这一点：我走下楼梯，进入大厅，发现门卫在他的房间里睡得正熟，咖啡壶正在酒精灯上猛烈沸腾。我取下咖啡壶，吹熄了酒精灯，因为咖啡都溢到地板上了。然后，我伸手想要去摇那个正睡得呼噜呼噜响的门卫时，忽然他头顶上的铃声大作，他立刻惊醒过来。

“‘费尔普斯先生！’他叫道，并困惑地望着我。

“‘我下来看我的咖啡是不是煮好了。’”

“‘我正在煮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先生。’”他看了看我，然后又抬头望着仍在颤动的铃铛，脸上的惊讶之色越来越浓。

“‘既然你人在这里，先生，那么拉铃的是哪个？’他问道。

“‘拉铃！’我嚷道，‘拉什么铃？’

“‘响的是你办公房间的铃。’”

“我的心顿时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揪住了一样，这么说，是有人在我的办公室里了，而我那份珍贵的协定就放在桌子上。我发疯似的跑上楼梯，奔过走廊。走廊里空无一人，福尔摩斯先生。屋内也没有人。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只是交给我抄写的那份文件原件，被人从我的桌上拿走了，只剩下抄件了。”

福尔摩斯直直坐在椅上，搓着双手。我看得出这件案子已经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你说，接着你怎么办了？”他低语道。

“我立即想到盗贼一定是从侧门上楼的。他要是从正门，那我准会碰上他了。”

“我想他不会一直藏在室内，或是藏在走廊里吧？你不是说走廊灯光很暗吗？”

“绝不可能。无论是室内还是走廊，连只老鼠也藏不住。根本没有藏身之处。”

“谢谢你，请往下说吧。”

“门卫见我大惊失色，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就跟着我上楼来。我们两人顺着走廊奔向通往查尔斯大街的楼梯，楼底下的旁门关着，但没上锁。我们推开门，冲了出去。我记得很清楚，下楼时我们听到附近的钟敲了三下，正是九点三刻。”

“这一点非常重要。”福尔摩斯说道，一边在他的袖口上记了下来。

“这个夜晚天很黑，并且下着毛毛细雨。查尔斯大街空无一人，可是，街的尽头的白厅路上却与往常一样，车马行人络绎不绝。我们连帽子也没戴，就沿着人行道跑了过去，在右手拐角处，有一个警察站在那里。

“‘有人偷窃，’我气喘吁吁地说道，‘有人把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从外交部偷走了。你看见有人从这条路走过去吗？’

“‘我在这里站了有一刻钟了，先生，’他说，‘在这段时间里只有一个人经过——一个高大的老妇人，戴着一条伯斯力披肩。’”

“‘喔，那是我妻子，’门卫叫道，‘还有没有别人经过？’

“‘没有了。’”

“‘那窃贼一定是走另一头。’”那家伙叫道，一边拉着我的袖子就跑。

“但我对这说法并不满意，而且他企图拉我走更加深了我的怀疑。

“‘那女人是朝哪个方向走的？’我叫道，‘我不知道，先生。我注意到她经过，但我没有什么特别理由盯着她，她看起来很匆忙。’”

“‘那是多久之前的事？’

“‘噢，没几分钟前。’”

“‘五分钟之间？’

“‘嗯，大概就是五分钟。’”

“‘你这是在浪费时间，先生，现在每分钟都很重要，’门卫喊道，‘请相信我，这事和我老婆绝不相干，快到这条街的左端去吧。好，你不去我去。’”说着，他就向左方跑去了。

“我连忙追上去，扯住他的衣袖，‘你家住在什么地方？’我问道。

“‘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他回答道，‘你不要疑神疑鬼了，费尔普斯先生。我们上这条街左边，看看能不能打听到什么消息。’”

“按照他的意见也没有什么坏处，我们两人和警察急忙赶过去，只见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阴雨绵绵的夜晚，人人都想早些回到安身之处，没有一个闲人能告诉我们谁曾经走过。

“于是我们又返回外交部，把楼梯和走廊搜查一遍，可是毫无结果。通往办公室的走廊上铺着奶油色地板革，很容易踩上脚印。我们检查得非常仔细，可是连一个脚印的痕迹也没找到。”

“那天整个晚上都在下雨吗？”

“大约从七点开始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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