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月到11月，父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长征组诗”的创作中，在这两个月时间里，父亲疲惫不堪体重减了好几斤，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呕心沥血之作。

这期间我从北京飞到杭州探望父母，当父亲把部分手稿交给我时，我发现手稿的字里行间满是泪痕，我也被深深地感动了，我知道父亲对长征的深深情结。

父亲将刚创作完成的“长征组诗”分送中央和军委的领导，总理第一时间仔细，随即给父亲打电话：“萧华同志啊，你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大好事，我谢谢你。”在电话的另一边，父亲拿着话筒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最后只说了一句：“谢谢总理。”

得到中央首长的认可，总政将谱曲的任务分别下达给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李遇秋有着深厚的民族音乐底蕴，接受任务后运用各民族、各地区的民歌曲调于1965年4月完成谱曲，并于4月下旬带着初稿向父亲汇报。父亲听后很满意，但同时也指出他们的不足：第一曲“告别”，非常雄壮。但父亲告诉作曲家红军是被迫离开根据地，大家心情十分沉痛，所以第一曲要谱得沉痛。作曲家很快做了修改，试唱后，父亲认为不错，可以投入排练。

当总理听说战友文工团在排练“长征组歌”，驱车前往，并对排练的演员们讲，你们要用萧华主任写“长征组歌”的精神来排练“长征组歌”，他给大家讲长征，从演员的服装到姿势都要一一过问。总理先后看了十七次“长征组歌”，他能一字不落地唱下全部歌词。

1965年“八一”建军节，“长征组歌”正式演出，连演三十余场，场场爆满，很多老红军满含着热泪看完演出，仿佛又走了一次长征路。从此，史诗般的“长征组歌”成为中国音乐史上一部不朽的经典作品。总理在弥留之际，还想再听一遍“长征组歌”……

十年浩劫，“长征组歌”也像他的作者一样，遭到不幸。小平同志复出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复排“长征组歌”，这才有了经过父亲修改歌词的1975年版“长征组歌”。1975年版是在“四人帮”还把持政治、文艺的大权情况下，为了冲破“四人帮”的阻挠，邓小平建议父亲对歌词作部分修改，主要是要突出路线斗争。为了复排“长征组歌”，父亲不得已而为之，对原词作了部分改动。其中有一句“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父亲开始只想到前句，后一句反复修改几次都不满意。恰好有一天父母到三一医院看病人，那一天北京起大雾，母亲灵机一动，脱口而出：“迷雾途中盼太阳。”父亲一拍大腿，好！就是这句。

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今天回想起来，我还是喜欢1965年版的“长征组歌”，它更真实地反映红军长征的全过程。

我父亲大概和革命歌曲有缘，那首脍炙人口的抗日名曲《游击队之歌》是贺绿汀专门为了送父亲领导下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远征而创作的。作家刘白羽在回忆父亲的文章里写道：……萧华同志以一种战斗姿态出现了，他个头不高，穿着一身灰白的棉军衣，全身洋溢着炽旺的精力，腰间皮带上挂着一支小手枪，他在行进行列中，扬着一只手臂高声鼓舞着人们。一刹那间，我觉得从他心里发出光，发出火，它们能够冲破一切危难和险阻，我深为一个红军指挥员青春飒爽的神态所打动。我们唱着第一次震响大地的：“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这支歌是专门为了送萧华领导下的部队远征而作的。头一天夜晚，我和贺绿汀同志住在农家一间小屋里，他伏身在炕桌上，就着一盏油灯，我睡在他身旁，几次醒来，都看到他聚精会神，深思默想，写出了这支歌。萧华在跟我们一一握手，他的脸露出微笑，我们把蜡版上刻印出的歌篇交给他。他立刻就像鹰一样扑回鹰群之中，从此他们把这首《游击队歌》传播到遥远的敌人后方，嘹亮四野，震荡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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