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那时我并不真正理解父亲，但那次的批评在我思想上造成了压力。我在清华学习很努力，一方面是由于清华良好的学风影响；一方面也是心里在和父亲赌气。心想我就要学一个全班最好给你看看！我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的头三年，正碰上我们国家的困难时期，常常吃不饱饭。但我仍然刻苦学习，到四年级时，我的主科成绩全是5分，被列举在当年中央的一份有关高级干部子女学习情况的报告里，其中特别点名表扬的三个人中，我是其中之一。那时我才看到父亲的脸上有了一个浅浅的笑容。

“不要说很多话，要说一句话”

父亲常告诉我们要“沉下心来想问题”，“不要跟着风走”。他和我说：“不要说很多话，要说一句话。”我明白，他是在告诉我，要把问题想透了再说话，只有把问题想透了，才能一句话点到实质。记得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北京市全天停课、停工打麻雀，我领着弟弟妹妹兴奋地爬到房顶上大喊大叫轰麻雀，要让麻雀飞疲而掉落下来。父亲从屋里出来，厉声地叫我们马上下来。他的脸色非常严肃，但又不讲任何道理。我当时很不理解父亲为什么是这种态度。这个谜到很多年后才解开了。父亲每当看到我们处于这种盲动的狂热状态时，就会很生气地说：“你们呀，就是要刮风、刮风！”

有一次，我和弟妹们在家里回忆小时候的生活，提到1960年暑假父亲骂我三天的事。父亲曾说他有六亿人的事要管，没有时间跟我多说。弟弟炎炎开玩笑地说：“现在没有六亿人的事了，只管六个吧（我们姐弟共六人）。”我把这话告诉了父亲。他沉思了半天，抬起头来严肃地说：“告诉炎炎，六个人的事和六亿人的事一样，都是很重要的！”

父亲确实非常注意对我们的思想教育。“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姐弟六个都有过坎坷的经历。有时，对一些错误地对待过我们的人有情绪。父亲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就对我说：“你要给妹妹做工作，让她明白不应该对这些人有情绪。如果我直接和她说，她会伤心，因为她确实在‘文革’中因为我受了委屈。可是这些人只是普通群众，他们是跟着错误路线走的。如果我们的队伍在每次路线斗争之后就分裂成两半，那么这十次路线斗争之后，我们不是就分裂成二十片了吗？张国焘路线之后不是就走了一个张国焘吗？高岗事件后，中央让我出头解决高岗集团的处理问题，我见到高岗的秘书，他是一个青年，他知道什么，还不就是执行高岗的指示吗！我就给他很好地安排了。那些所谓‘高岗分子’只要是对高岗问题有认识，我都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让人家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王光伟叔叔曾任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他有一次对我说：高岗在东北时让林枫同志分管抗美援朝支前工作。可是高岗处处刁难林，给他出难题，手段非常恶劣。我们在下面工作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非常生气。但林枫却说：“不要说，不要说，大局为重。”王光伟叔叔说：“林枫同志就是领着我们埋头苦干。那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困难可想而知。林枫同志根据周总理指示，领着我们组织生产、调集物资、安排运输，极端紧张地把大批粮食和物资及时运到了朝鲜前线，有力地支援了前方将士。同时我们还要对付美军的空袭和细菌战，接待和安排从前线下来的大批伤病员，真是夜以继日地干。东北人民为抗美援朝作了极大贡献。因此高岗也挑不出我们什么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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