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伯伯高兴了：“好啊，说得好啊！有些干部进了城，成了洋包子，自己像个官佬子，孩子也打扮得像个少爷仔。咱们这些土包子跟不上，也不去跟喽！”又转向父亲说：“拓夫，你们这一手好啊！”

说起黑夹克，还有一段来历呢。1952年，父亲从西安调到北京工作，母亲破天荒地从商店买了一些黑灯芯绒，给我们四个大孩子每人做了一件夹克。在这之前我们都上保育小学，穿供给制发下来的蓝黑色小制服，从来没穿过这么合体而漂亮的衣服，刚穿上时心里美滋滋的。逢年过节，出门做客时才穿上这件“礼服”。可后来就不轻易给我们添置新衣了。这四件夹克就像接力棒一样，一个一个往下传，旧了拆拆，破了补补。大姐那件最大，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人都穿过。

说起来，现在的年轻朋友也许不相信，我们的父亲是四级的大干部，母亲也是司局级老红军，可我们七个兄弟姐妹上小学时连皮鞋都没有穿过，穿的布鞋多数还是阿姨给做的。我上初中时，父亲请司机杨叔叔领我到前门外打磨厂买来修鞋用的铁脚、洋钉、锤子、刀子和皮子，让我们学着自己修鞋、补鞋。母亲还买来理发工具，让我们互相理发。大姐当了中学教师，自己买了一套工具，给学生们理发。二弟、三弟下乡插队也带了工具，给乡亲们理发。我在哈军工时还是班里的理发高手，这都是从小学来的手艺。

父亲最痛恨干部和干部子女搞特殊化。1955年实行军衔制，我在国庆游行时看见天安门城楼和检阅台上，站着许多将军，蓝绿色的军礼服，镶红边的大檐帽，肩章、勋章金光闪闪，格外威武。回到家里，我问父亲：“同学们都说，上将能上天安门，你也在天安门上。要是你有军衔，应该是个什么将呢？”没想到父亲立刻严肃地反问：“你问这个干什么？”随后缓和了语气说：“在我们一些干部子弟中，有个很坏的风气，比谁的父母官大，好像父母官大，自己的身价也高了，神气得不得了。这种思想最没有出息，你可不能学这种坏样子。”后来，父亲多次对我们讲：“干部子弟无功受禄，过早地享受了过高的待遇，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相反，这是欠了人民的账，这笔账是要还的呀！你们只有好好学习，多学些本事，将来加倍地报效国家，报答人民才对！”还说过：“干部子弟盲目的优越感，同清朝八旗子弟腐朽的封建思想没有什么不同。你们不能靠父母，还是要靠自己在社会上自立，没有真才实学，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

“早已投身在火炉”

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后，父亲也在俟后的工交系统反右倾会议上遭到重点批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免去了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职务，下放到抚顺发电厂做代理厂长。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原则错误，但也不去怨天尤人，而是把去基层工作当作重新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的机会。去抚顺不久，父亲在给家里的来信中意气风发地写了一首诗：

下放煤都原有故，

庐山教训信无辜。

京中同志若相问，

早已投身在火炉。

父亲就是凭着这种精神，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大刀阔斧地纠正了电厂在“大跃进”期间一系列“左”的做法，使电厂恢复了元气、恢复了生机。他的经验在东北局和电力系统中还得到推广，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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