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到了，湿冷的气候使两位老人不断地生病，弟弟的手也长满了冻疮。经过多次交涉和斗争，兵站终于给我们家发了一个小炭火盆。那时我们常围坐在这个小小的炭火盆周围取暖、聊天。我经常是边在手里做着缝缝补补的针线活，边听爸爸妈妈讲他们经历的一些难忘的事。我们聊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时政。有一次我问爸爸妈妈：“毛主席说有些还没有被识破的修正主义分子正在被培养成为接班人，我觉得林彪、邱会作一伙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能被识破吗？”爸爸妈妈回答说：凡是危害人民、危害国家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在那两年里，我承担着家里主要的家务活，并以维护家人的健康为初衷，开始家中仅存的几本原来我大哥的医科大学课本和当时只能买到的《赤脚医生诊疗手册》等医学书籍。学习这些最基础的医学知识为全家度过最艰难的日子提供了帮助，也成为我后来从事医学编辑工作走出的第一步。到龙里的半年后，兵站卫生所一位医生借着给母亲看病的机会，悄悄告诉她：“龙里中学开始办高中了，争取让你家儿子去上学吧。”又是经过一番颇费周折的交涉，李聚奎的小儿子李京雨终于成了龙里中学高一年级的学生。从此，弟弟风里来雨里去，每天步行来回二十多里山路上学，没有缺过一天课。在1972年5月底我们家搬离龙里时，弟弟已是班里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得到了同学和老师的一致好评。虽然离正式毕业（当时高中学制是二年）还差一个多月，但学校毫不犹豫地请示上级，破格提前给弟弟颁发了高中毕业证书。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听到父亲像许多家长嘱咐孩子那样对弟弟讲“你要好好学习”一类的话，只是看到，除了节假日，父亲每天早晨都在5点之前起床，生火、做饭，保证让弟弟吃上虽然简单，但肯定热乎的早餐。父亲知道，他的孩子们成长起来了，他用行动表示着对儿子的支持、鼓励和爱。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父亲以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识坚持到了这次党内斗争的胜利。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在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了。父亲在晚年谈起龙里那些冒着犯“立场错误”的危险，给予这个家庭帮助的群众时深情地说：“这些同志不容易呀！”

1976年秋，“四人帮”被打倒。十年###以党和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父亲又一次战胜了人生中的一大磨难。虽然再现社会舞台时的父亲已是白发两鬓，但他胸中蕴含的是更加顽强的生命力。

父亲晚年曾总结过他的一生有三次遭遇：第一次是1930年打“ab团”，第二次是长征中西路军失败，第三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三次都是差一点丢了性命，三次也都是在他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努力下获得了胜利。

父亲在八十岁那年给自己写下这样一段“座右铭”：“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力，我也决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八十岁，我也决不止步不前。”这是一句很简明的话，而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正是对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1985年12月底，八十一岁的父亲想到要为子女留下点什么。他抱病抄录了5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释文，作为他的“遗产”分送给我们，再次勉励我们自尊、自强、自立、自律，遵纪守法，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人。

父亲去世已经十三年了，开国元勋们健在的也不多了，但我的感觉是他们并没有离开我们。我想这是因为这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已把他们的精神留在了我们的生活中。每当想起他们，总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使我在危难时勇敢、困顿时坚强、荣誉时冷静、奋斗时昂扬。我希望中华民族更多地受益于这一代精英打下的人民江山和他们用生命写下的精神宝典：理想远大、意志坚强、团结一致、勇于拼搏，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这也是我愿意为纪念、学习和宣传前辈们的革命精神做些努力的原因。

李卫雨简历

李聚奎之女。1949年4月出生。

1965年9月—1968年11月在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附中高中学习，毕业。

1968年11月—1970年4月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二团工作，任农业工人。

1980年6月—1999年4月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情报所编辑室工作，任编辑。

1983年7月—1986年9月在总后医学专科学校（现北京军医学院）医疗系学习，大专毕业。

1999年4月～现在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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