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医生，咱们不祝寿，但可以吃汤面的，是吧？”

“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

“人活百岁就很不得了喽，哪有什么万岁呀！”

有一年，工作人员事先未征得爸爸的同意，办了一个稍稍像点样的生日宴席。结果遭到爸爸严厉批评。他拒绝出席寿宴，无论怎样解释、劝说都没有用。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有时还真不给大家“面子”。

也许是这年心中几大愿望得以实现起了作用，这次爸爸居然同意举办生日庆祝活动了！我们心里喜气洋洋，真有一番过节的热闹气氛。那天，除了我们家里人之外，工作人员都在，而且还带来了他们的子女。因此，厨房的叔叔就准备了两桌比平时要稍丰富些的菜肴，还有长寿面。

饭后，爸爸要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大家一听说要照相，都非常高兴地聚拢过来。那天，爸爸尤其喜欢和孩子们说笑、逗乐。也许，这是为爸爸办的一次最“豪华”的寿宴。那欢乐的场面，热闹的气氛，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随后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让爸爸变得寡言少语，我们很少听得到那乐呵呵的笑声了。爸爸爱吃猪肉，而当时他每月粮食定额二十四斤。于是，他不吃肉，多吃菜，每天顶多三两米饭，这样省下一些给我和妹妹。

在爸爸那次过生日四年后，我就搬出了中南海，见到爸爸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再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往往只能在电影纪录片上看到爸爸。不过这也说明：他的女儿真正成为亿万中国老百姓的一员了。

记得有一次，我辗转托人，好不容易见到爸爸。他嗔怪我道：娇娃，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呀？我自嘲地说：（这里）门槛高了，不好进了。而心里，我是多么怀念过去那些温暖人心的父女团聚的日子！作为女儿，作为普通百姓，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我都为此而骄傲——这是生活对我的偏爱。

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过后不久，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国防科委按照上级统一安排决定，机关干部“一锅端”，去位于河南遂平县莲花湖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我是其中一员。那天晚上为第一批同事送行时，我还记得，当年妈妈贺子珍在长征中舍命为其遮挡敌机炸弹的钟赤兵同志也来了，他是“靠边站”的国防科委副主任。这位我军中少有的独腿将军由夫人陪着，拄着拐杖登上车厢，和机关干部们握手送别。他见到我，问：“你去那里干什么？”“我去种菜。”“我残废了，不能劳动。我去给你们看门吧！”他笑着对大家说。

随后，我买好火车票，安排好一切后，与机关的第二批干部一起到了干校。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国防科委干校撤销，我回到北京。此后的爸爸，一下子比过去苍老了很多。记得爸爸八十大寿时，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党领袖及各界人士都纷纷发来贺电、贺信。而国内，到处都是静悄悄的，一点祝寿的动静都没有。

爸爸没有等到自己的八十三岁生日。他去世后的几年间，我经常在梦中见到他——既严格又慈祥，既深沉又风趣，既非凡又平凡的，我的爸爸……

每年到爸爸的生日，我都要上他长眠的地方看看。九十岁诞辰、一百岁、一百一十岁……日子流水般飞速过去。望着那片中国乃至世界最开阔的广场，似乎又响起爸爸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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