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做一项工作，他第一件事就是做调查研究工作，掌握第一手情况。

苏北、东北和湘西都是百年匪患未绝的地方，父亲每到一地都调查、研究，针对具体情况布置剿匪，在极短的时间里将土匪连根清除。

1965年到山西管农业，组织抗旱，短短几个月，跑了二十多个县，在基层一个点一个点去看，所有的情况数字都在心里，讲假话他一听就知道。

父亲思考行事，都充分考虑到不利因素，稳扎稳打，绝不为那些花哨的词句和漂亮的假象迷惑，因此也较少大的失误。

我和父亲

几个孩子中，我是老大，父亲1959年被撤职时，我已十六岁了。说起来，“文革”前我和父亲接触是最多的。1959年时，我上高一，刚入团，革命得很，学了几句革命口号，意气风发。突然母亲告诉我，父亲犯错误了，说他反党被撤职了，我很是震惊。父亲工作勤恳，生活清俭，怎么会呢？父亲从未对我说过一句为自己辩解的话，为此事，我读了许多马列的书去寻求答案，在列宁批判某孟什维克的一句讲话中得到了我自以为正确的答案：“他是好人，可惜不跟我们一路。”

对父亲“右倾”我是有感觉的，他从来不跟我们说各种革命大道理，只偶然提起要好好学习，为国家做事。弟弟到三年级还因淘气不能入少先队，也不见他怎么批评。除了住房大外，我们过着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平日每天两菜一汤，穿补丁的衣服，孩子从不用车，也不曾听他说过什么大道理。老同志跟他开玩笑：“黄老，你也太节约了，看把孩子们瘦得皮包骨头。”他也只笑笑说：“吃饱饭，万事足。”

我是一个好学生，学习品行从未让家里操过心。1959年前，我没跟父亲特别亲近，1959年后也从未疏远。每天放学我就到父亲卧房兼办公室隔壁的小书房去做功课。如果偶尔父亲屋里的小糖盒里有糖，我便会自己拿上一块给弟妹拿上几块，父亲见了笑笑，摸摸我的头说一句“再拿两块”。因为我的字很难看，有时要给班上写点东西便去找父亲帮忙，父亲便笑呵呵地说：“丫头，你的字还是练不出来，还要老父代笔啊。”随后用心地为我写点值日表、评比表之类的大字。

平时做完了功课出来，经常看见父亲在读书，历史、诗文、马列著作、二次大战的军事回忆录等。1961年我上北大，放假时小书屋仍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

记得有一次他看隆美尔回忆录，我问他：“好看吗？”他说：“这个人很了不起，二次大战的经验值得好好看，现在打仗跟红军时不一样了。”我当时心里不以为然：“法西斯的将军，有什么了不起。”可我对军事回忆录的兴趣却是从此时开始的，隆美尔的，丘吉尔的，艾森豪威尔的。他读诗文、报纸、参考，偶尔的吟诵声，自言自语和感叹，便不知不觉留在我的心上。我开始对诗文、报纸感兴趣，每天看报纸、参考，学习从报纸消息去分析时局大势。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中的名言警句也留了点在脑海中。父亲从不颂花咏月，伤春悲秋，我能记得的也多是激昂慷慨忧国之词。就这样，淡淡地，如同细细的春雨，不见痕迹，父亲便一点一滴地渗入到我的生活中。

1966年5月，北大搞起“文革”运动。早期，我在北大处境尚可，父亲早已垮台，不是矛头所向，同级同学对我较好，没有关注，也无人专门打理。但大弟小妹在学校却受到冲击，正上初三的妹妹还因此白了大片头发。母亲挨批斗，父亲被红卫兵抓到北京不知所在，有时可在小报上看到他和彭德怀被批斗的消息，每天忧心似焚，担心父母弟妹，前途茫茫，不知所往。这时我读了很多书，特别是鲁迅的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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