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7月初，我们在北京工作的堂兄尔辉结婚，因为他祖母和母亲都在淮安老家，伯伯和七妈为他们在西花厅举办了婚礼。饭前参加婚礼的三十多人一起照了相，我去晚了没赶上。饭后，七妈拉住我说：“你来晚了，没赶上照相，又要参军走了，来和伯伯照个相吧。”维世姐姐说：“金山也来晚了，一起照吧。”于是有了下面的这张照片。四人都笑得很自然，大概是为我听伯伯的话,要去当兵了而开心吧。

这是我和伯伯的最后一次合影，又有送我参军之意，所以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珍藏！

结果，我还是被空军录取了，进入了空军航空预备学校和歼击机航校，成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航校学习以及毕业时，领导们几次征求我的意见，要调我去飞运输机，我心里明白这是领导对我的照顾，因为飞战斗机要比运输机辛苦得多、危险得多。但是我想，既然进了歼击机航校，再改机种显然不合适，何况伯伯专门要求我“要到战斗部队去”。所以我坚持分配到歼击机部队，飞了近二十年的战斗机，常年在一线机场担负着国土防空的作战值班任务。停飞后，分别在空军科研部门从事航空装备发展，以及空军作战指挥岗位上又工作了十多年。

我参军后，先后在几个所在的军校、部队都听到首长们说：“噢，你就是总理动员参军的那个侄子。我们听了总理讲话的传达。”原来1961年春，伯伯在北京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专就增加城市征兵，减轻农村负担，全国一致战胜自然灾害的问题，号召干部们动员自己的孩子参军，特别号召高级干部动员孩子带头参军，以推动这项工作。并说：旧社会有一句话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我们新社会就是好男要当兵！我没有儿子，但是我有侄子，我可以动员两个。

我后来知道了这个讲话后，感到很兴奋，因为伯伯在和我谈关于参军的事情之前，就在大会上表了态，说明了他对我的了解和信任。

伯伯动员的另一个参军的是，在读小学、中学时也住在西花厅的龙桂辉。他是从红军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随伯伯工作了十一年的龙飞虎的长子。当时他已经是地质部的干部，已有每月几十元的工资了。听了伯伯的话，到了他父亲任职的福州军区，地质部为他开的是干部介绍信。他父亲一看就火啦，说：总理是要他当兵的，怎么能来当干部？并把介绍信撕了。让他到连里当了一名上等兵，津贴费和列兵一样：六元！

我参军后每年都会拍张照片寄给母亲和七妈。1970年夏我回京时，七妈对我讲：“你每年寄来的照片，伯伯看了都说：还不像军人，还是个学生。直到去年你寄来的照片，伯伯才说：嗯，像个军人了！”

我回去把几年的照片拿出来一比对，果然如此。可以前自己都没意识到。选几幅请大家看看是否如此。

1965年，我的大弟弟秉华高中毕业前，准备和邢燕子她们一样到农村去务农，得到了伯伯和七妈的全力支持。但此时兵役部门到学校征兵，秉华被列入了应征名单。他把此情况向伯伯、七妈做了汇报。伯伯一直有一个愿望：家里已经有一个工人了，总想再出一个农民。所以此时对秉华参军的“干涉”就是问了一句：“你不是想去当农民吗？怎么要放弃了？”但应征入伍保卫祖国是青年的义务，秉华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到了成都的一个军事通讯学院，当了一名有线电兵。服役期满后复员回到北京当了工人。这短短的几年普通士兵生活，使他养成了严守纪律、踏实工作的品德。后来在单位里提干，做了人事、纪检和北京出版局的打击非法出版物工作，仍是朴实、肯干、埋头工作。在2003年春，他被评为全国新闻出版系统“扫黄打非”先进工作者，因此，才有了我妹妹周秉宜写的《周家有男当劳模》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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