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毅力最叫我佩服。每天清晨5点半，他一定在走廊里做早操，三百六十五天从未间断。就是他做操的噼啪声将我唤醒，养成了我早睡早起的习惯。他每天练习一小时毛笔字也从不间断。他读文件、听新闻的时间是不得打扰的。他写得一手好字，却最不愿题字。有时记者在他办公室外苦等几小时，也不得不空手而归。他也不愿意照相，人多的地方找不到他。他常常讲，年轻人不要爱虚荣，出风头，要脚踏实地。他不希望我们成为空头政治家，一直希望我们成为专业人才。

“群居”让我学会分享“人民公社”

父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友情、亲情也浓得叫人终生不忘。我还记得有一次，父亲和贺龙伯伯、聂荣臻伯伯一起看战斗纪实片，对部队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电影刚结束，他们就忙叫秘书们询问“发给部队的冬衣到了吗？”还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英雄们不能穿破衣。”平时，这三位元帅的关系也最好，镜头里三人经常穿一样的衣服、戴一样的帽子，甚至连拐棍也一样。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是“铁三角”。

1960年左右，我们家和贺伯伯家、聂伯伯家等几家人家在广州聚会时，大家一致提议：一起办“人民公社”，今后都在一起吃“大锅饭”。后来，妈妈被“推举”为“社长”，专管采购、烧菜等事项。到了1999年，“人民公社”的成员家庭大聚会，足足好几十口人，都很怀念那段岁月。下一代虽然没有赶上，但他们能从我们身上感受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那种大家庭的温暖。我希望他们能懂得世上有一种快乐叫分享。

有一年，聂伯伯发现了一片芦苇荡（就是龙潭湖），于是便带领我们三家人登上芦苇深处的小岛。三位“老帅”从此架上渔竿，爱上了钓鱼，我们经常在一起分享他们的劳动果实。有时谁钓上十几斤的大鱼，一定是“轰动新闻”。孩子们提着桶端着盆，挨家挨户地送鱼，警卫连、大食堂都会跟着“打牙祭”。

当时，贺伯伯是孩子们最喜爱的长辈之一，他乐观开朗，性格极具魅力。有他在的地方围的孩子也最多。他讲他小时候跟着马帮贩私盐的故事，那乡音浓厚的声音至今还常在我耳边回响。他爱运动，也要求孩子们像运动员一样。十岁时，他为我们这些孩子请了游泳教练和乒乓球教练，游泳就成了我坚持数十年的运动项目，至今每周游两次。他带我们去看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赛，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国际赛事，当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响起，所有的人热血沸腾，爱国主义情怀在那一刻充盈着每个人的心胸。

父亲是大家庭出身，兄弟姐妹七个，可能这也是他从小就要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喜欢分享的根源。他和母亲做人的原则都是“雪中送炭”，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伸把手。父亲长期做干部工作，他老是讲，干部部要成为干部的家。谁家有矛盾要调解，外地干部进京开会，在京子女无人照料，他们都会尽自己所能给予解决。所以，我们家的朋友也特别多，就是“文革”期间，尽管政治环境恶劣，家里还是老习惯，只要能帮的母亲仍然会像父亲在时一样，热心助人。

母亲去世时，花圈摆满院子，一直摆到大街上。

人生路上幸有“明灯”指路明灯

迎奥运的日子里，北京市曾经举办医务人员英语考试，我在千余人中以前二十名的成绩入围。一位外籍教师无论如何想不出，为什么以我这么大的岁数，能有那么纯正的英语发音，非要问出个所以然来。我无法告诉他，我受过“高人”指点，这个“高人”就是我的父亲罗荣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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