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龙

我父亲王任重在许多人心目中有点神秘，尤其是不少喜读历史、党史的朋友觉得好奇。父亲深受毛主席赏识、器重，三十五岁时出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三十七岁即就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虽然党内地位只是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就多次列席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是湖南同乡，不是井冈老人，不是长征干部，并无赫赫战功，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的正式党员，资格比许多同级甚至部下都浅，何以至此？一些党史专家亦觉不解。

父亲晚年时，作为史学工作者的我，曾经就此问过。父亲说，大概“农家出身，师范学生，土生土长”（的革命者）这三点和主席相似；更重要的是，主席喜欢说实话、干实事、重调查、动脑筋的人。

一

父亲党性很强。他所知道的党内机密从不与级别不够的同志谈论。母亲是1937年下半年“七七”事变后加入组织的党员，当选过“八大”党代表，行政十级，最后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党政干部局副局长（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不少叔叔伯伯说父母是“郎才女貌”的恩爱夫妻。但即便如此，母亲始终只能看她那个级别能看的文件。秘书看得到的，母亲看不到，也不去看。

上小学时，学校常组织学生忆苦思甜，讲父辈的革命史，同学家长多为党、政、军干部，故事自然不少。但我却从来没听父母讲过什么。有一次为了完成“任务”，我请父亲讲个“打仗”的故事，但在案头看文件的父亲没有空闲，指了指书架，让我去读《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从那时起，许多老前辈的英名与业绩便烙进了心头。

外界许多人将父亲视作“文人”，事实上，家父亦曾是军人。新中国成立前，父亲从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大概相当于人武部长），历任军分区政委、冀南军区政委。1949年大军南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冀南南下部队部队长。该部四千余人到达开封后，本拟跟随二野主力开赴东南江、浙方向，后奉上级指示，父亲手持中原临时人民政府邓子恢主席的信函，到湖北花园（今孝昌县）孝感一带和先期从冀南挺进大别山的原二野十纵司令员后任桐柏军区的司令员王宏坤会合。在抵达孝感花园地区时，四野十二兵团已先期于1949年5月16日进入汉口，次日解放了武昌。新中国成立后，组建武汉军区时，父亲被任命为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虽然军队职务多是兼任，主要工作是在党政部门，但抗战时期可是真刀真枪。

我们家内实行民主，是充分民主。老少三代人都可发表意见，同桌吃饭的小保姆说点什么也没有拘束。然而并非百无禁忌。一是父亲从来就厌恶“美国的月亮圆”之类议论。再就是我辈不要说“批评”，就是“议论”毛主席也不允许。

父亲对“大跃进”中，粮食生产“放卫星”造成的损失终生负疚在心，感觉愧对湖北人民。面对“县、地”两级党委报给省委的数字，父亲过于轻信了，只去匆匆看过，未作深入调查。其实，在父亲“头脑发热”时，给他“泼过凉水”的不止一人。

从1947年到1957年，随父亲南下后一直留在身边的老秘书马美田叔叔是山东人，性格一向耿直，对于不相信或不理解的事情，从来就敢跟父亲“较真”。1958年马叔叔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作，去现场参观时，听说麻城的高产田有假，立刻向父亲反映。父亲说：“人家是地、县两级领导亲自验收的，还能有假？”还批评了马叔叔：“不相信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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