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父亲在津浦铁路（今京沪铁路）以东的芦店子养病时，正赶上房东王大伯的儿子要娶媳妇办喜事。当地有个风俗——新娘子入洞房以前，要由两个属牛的“金童玉女”捧花烛引路。我哥哥文伯（小名小林子）正好属牛，又是徐海东的儿子，房东老两口便希望我哥哥去当“金童”捧花烛。他们向警卫部队的领导提出了这个要求，警卫部队的领导却认为捧花烛的风俗有迷信色彩，让首长的儿子去捧花烛影响不好，就没有答应。

事情不知怎么传到了父亲的耳中，他笑着说：“我看这不但不是什么坏事，还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事。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我的儿子有什么特别?和群众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嘛。我同意小林子给房东的儿子捧花烛，但注意一条不要磕头，鞠躬就行了。”父亲的决定告知了房东老两口，他们全家人都十分高兴。到了办喜事那天，哥哥果真去当“金童”捧了花烛，在全村群众的簇拥下，他和一位挑选出来的“玉女”共同把新娘子送进了洞房，给喜事增加了喜庆色彩。这件事迅速地在十里八乡传开了，老乡们都说：新四军大官的儿子肯给我们老百姓捧花烛，共产党和我们真是一家人。

解放战争初期，父亲来到山东莱阳县石河头乡思格庄养病。警卫部队为了让父亲静养，劝说庄里的群众不要在父亲的住室外大声说笑；赶牲口时，也不要吆喝牲口甩响鞭；他们还到附近的铁匠炉去打了招呼，请铁匠师傅尽量减少叮叮当当的打锤声。父亲得知此事后很不高兴，找来警卫部队的领导说：“你们保护我、照顾我，我是感激的，但决不能因为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就限制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我们闹革命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得到幸福和自由吗？希望大家不要光顾我的病，今后办事要处处为群众着想。”警卫部队的领导向思格庄的乡亲们道了歉，父亲脸上才有了笑容。

父亲在思格庄住了一阵后，又发现了问题：庄里大多数人不识字，甚至连钱都不会数。父亲觉得这样没文化不行，便把区委联络员朱得宝请来商量说：“庄里办个农民夜校吧，农民在夜校学了文化，摘掉文盲帽子，学点科学知识，对生产生活都有好处。至于教师的问题也不难解决，可以从警卫部队里找有文化的干部战士教课。”在父亲的倡导和支持下，思格庄的农民夜校开课了，共有五十一位村民参加了学习。七个月后，其中的四十一位村民能够念信、写信、记账、算账了。2001年我去思格庄时，一位当年参加过夜校学习的村干部对我说：“是你父亲看得远，才让我识了字，没当睁眼瞎呀。”思格庄的朱玉亭、于学江等老人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有了化肥，别的庄却不知道该怎么使用，思格庄的农民上过夜校，识字，一看说明书就会用了。刚开始用化肥那年，思格庄的粮食产量增加了两倍多，被县里评为生产模范村。

二

爸爸与斯诺的相逢，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刻意安排。有一天早上，斯诺到彭德怀的司令部去，正好赶上几个红军领导在开会。等到会结束后，那些参加会议的人员都还没有散去，彭德怀便邀请斯诺一起围桌而坐，吃起西瓜来。就在这时，一个年轻将领的身影映入了斯诺的眼帘。

彭德怀看斯诺盯着这位将领目不转睛，便指着他对斯诺开玩笑地说：“他可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来了么？”那个人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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