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信给学校,不同意我党员转正(1)

作者:张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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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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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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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2818字

刘爱琴


1928年,武汉的形势日趋恶化,我的父亲刘少奇和母亲何宝珍也要转移,只好把我寄养在汉口的一位工人家里,养父母迫于生活艰难,把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直到1938年,党组织用几百块大洋把我赎回来。所以,我一直记住父亲对我说的两句话:“你是党用几百块大洋买回来的,是人民用血汗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千万万受苦人办事。”1939年,父亲把我和哥哥允斌送到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1949年父亲率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我才随父亲回到了祖国。


父亲总是嘱咐我:“中国的事情你还不懂,


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事实上确实如此,当时我对祖国的了解,还不如国内成长的中小学生。爸爸和光美妈妈把我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让我一边教学生俄语,一边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中文。爸爸对我要求很严,每当星期天回家时,爸爸都要关心地问我教学和学习的情况,还让光美妈妈给我一些书看。当时给我指定的必读书籍中,多数是毛主席的著作。爸爸说:“文字上可能念不下来,但是都应该看的,就拿它当课本吧。”还强调要我做笔记,写出读书心得,并告诉我:“你觉得写得好的送给我看看。”


经过近一年的时间,我在父亲的督促和关怀下,比较认真地读了几本理论书籍,中文学习进步得也比较快。学校的老师都说我提高得很快,同时在其他方面的进步也很快。不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我的学校在铁狮子胡同,乘有轨电车要绕天安门才能到中南海,路上用的时间比较长,有几次回家,我嫌费时费事,就给中南海汽车队打电话,请他们来接我一下。这件事被父亲知道了,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顿,他问我:“你知道这车是做什么用的?是为了工作。我坐车是工作需要。你为什么要车?你给车队打电话,人家就要出别的车,这是不是耽误别人的事?坐公共汽车和电车一样嘛。”我心里想,我要车也是同人家商量同意后才派来的,又不会影响别人。我有些不高兴地对父亲说:“电车站人太多了。”父亲听我说这样的话生气地说:“人家能够等,为什么你不可以等?你今后不能再要车了。”从此以后,我都是去挤公共汽车。


有一年冬天,父亲离开北京到外地开会一个多月,光美妈妈给了我一斤毛线,我织了一件毛衣,可是还没有毛裤呢。我又喜爱滑冰,很需要一条毛裤。于是我就悄悄地对父亲身边工作人员说:“给我买一身绒衣绒裤吧。”工作人员很快就买回来了,我穿上很高兴。父亲开会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就把我叫去,问我为什么要一身绒衣,不是有件毛衣了吗?接着很严肃地批评我,说我又犯了错误。他说:“你花的钱,不是我的,是人民的钱。你知道我并没有钱,连我花的钱都是人民的。自己有了的,就不要去买,尽量不去花人民的钱,现在人民还很穷。”我当时心里想不就是买一身绒衣吗,还值得发那么大的火?其实父亲批评得很对。因为那时正实行供给制,家中需要的都是国家按规定供给的。自己不应该随便买东西,花人民的钱。


还有一次,我在家听说怀仁堂举行京剧晚会,感到很新奇,小的时候没看过,在国外十年也没有看过,究竟京剧是个什么样子?又听说是中国著名的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登台演出。我大着胆子请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搞来一张票,高高兴兴地进了怀仁堂。可是父亲知道后,对我又是一顿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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