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征

回忆与爸爸任弼时一起生活的许多往事，就像品尝滋味醇厚的陈年老酒。尽管那些共同度过的日子是那么短暂，却深深融入了我的血液。

任弼时没有特殊化

1946年，我和姐姐从老家被接到延安，开始了和爸爸妈妈一同生活的日子。那时候，延安的生活实行配给制。刚到的我，领到了一个脸盆、一把牙刷、一袋牙粉、一块洗脸手巾和一只喝水缸子。领到东西的我，出于好奇，就跟着管理员到仓库去看。一眼就看中了一个粉色电光纸皮的小本子。那个本子真是好看。我看了又看，走开了，又回来。那个姓陈的管理员（因为妈妈姓陈，我就管他叫“陈舅舅”）见我喜欢，就把本子给了我。我高兴极了，小心翼翼地拿手绢包了又包，回家后还忍不住拿出来看，就这样被弟弟看见了。我们展开了“本子争夺战”，正巧遇到爸爸回来，便要来看我们抢什么。等看到了本子，原本微笑的父亲脸色一下子变了。他语气生硬地问我：“远征，这本子哪里来的？”我说：“管仓库的陈舅舅给的。”爸爸说：“你给我送回去。”我以为他责怪我向人家要东西，便理直气壮地说：“为什么？不是我要的，是他给我的。”爸爸严肃地说：“这本子是给领导人用的，你怎么可以拿，怎么能这么特殊化。”说实在，那时我到延安不久，对爸爸的印象是那么慈爱、那么亲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生气。我吓得立刻把本子送了回去。回来后，爸爸还对我和弟弟教育了一番。从那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任弼时的孩子，我们不能特殊化。

1947年春天，蒋介石令胡宗南全线进攻延安。那时候，我和姐姐都在上学，我在“抗小”，姐姐在延安中学。于是，我和姐姐就分别跟着学校上路了。后来听说，还是在毛主席等人的要求下，爸爸才派了警卫员来找到我，“丢盔卸甲”（衣服掉的掉、换食物的换食物）长了一身虱子，真是狼狈不堪。而姐姐更惨，患了夜盲症的她又是高烧，又是骨折。爸爸见到我们时，心疼之情表露无遗。

父亲总是以身作则，告诫我们不可以特殊化。1949年进入北京后，我们住进了景山东街。那是一栋古旧的房子。更要命的是，爸爸办公的房间紧挨着马路，常有公交车开过，声音很嘈杂。组织上为了照顾爸爸的工作和休息，准备给我们搬家。但当爸爸了解到新地方已经有军队驻扎，便坚持不肯接受组织的安排，说不能因为我而动迁一个机关。就这样，我们一家一直住在景山东街的房子里，直到父亲去世。

虽然我们几个孩子也被纳入到所谓“高干子弟”，但我们的居家生活，一直过得很普通。我们都能自力更生，按照父亲的言教和身教，努力做个正直的人，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

像“妈妈”般温暖的慈父

有些人称爸爸为“妈妈”，说爸爸待人接物总给人温暖的感觉。在延安整风的时候，不少党内挨整的同志愿意找爸爸说心里话，有事也愿意跟他汇报。在我们子女眼里，这个称号同样名副其实。在家里，我们怕妈妈，不怕爸爸。爸爸很少对我们发脾气，就连我们淘气时，也总是和风细雨、循循善诱地教育。

1948年春，我们一家随中央进驻西柏坡。那时，朱爸爸和康妈妈就住附近。妈妈常带着我和弟弟到康克清妈妈那去玩。在一次回家的路上，我想出一个“坏点子”。我对弟弟说：“我们跑回家，躲到爸爸妈妈的卧室，吓吓妈妈吧。”弟弟一听挺好玩，就配合我的行动。我让他藏在床底下，我自己躲到门后头的灯绳下。妈妈和康妈妈进房后，妈妈首先就来拉灯绳。摸着摸着，摸到了我毛茸茸的脑袋，把妈妈吓得大叫一声。我一看形势不妙，就拉开灯，从她身边逃了出去。弟弟因为躲在床底下，逃得慢，被妈妈抓住打了两下屁股。爸爸回来后，妈妈就向爸爸告状。我和弟弟因为闯了祸，不敢进去，又想知道爸爸的反应，便在门板外躲着听，一会儿凑近，一会儿退后，门板也随着我们的动作“吱溜吱溜”地响，很快暴露了我们的“行踪”。爸爸一脸了然地走出来，看了我们两眼，就把我们牵进屋里，笑呵呵地说：“你们可不能这么吓唬妈妈啊！人吓人可是会吓死人的哦！”然后又说了些道理，并没有训斥我们。我们悬着的心放下了，不过从此也不敢再吓唬妈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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