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记忆中，父亲过去的收入很高，作为开国上将的五级干部，起初月工资是四百三十多元。后来毛主席带头减薪只拿四级工资以缩小贫富差别，其他领导纷纷仿效，于是父亲的工资主动减薪到三百四十二元，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六个月的工资。

由于我们家有六个孩子和一个养女，还有姥姥，加上父母都有一些老家的亲戚关系需要接济，所以生活并不宽裕。据父亲的秘书李柱江回忆说：“陈司令孩子多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也要节衣缩食，拿到今天来看，也就刚够温饱，在困难年代连温饱都要打折扣。那个年代老百姓都吃不饱。陈司令的级别有些补助，当时叫特供，我很清楚，就是一个月两条中华烟、四斤猪肉、四斤黄豆。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喊吃不饱。陈司令用自家小楼前的一块空地养了一头小猪，因为没有饲料，长到四五十斤就宰了。陈司令还东家西家送了一些，在困难年代真是让这几家好好改善了生活。我看着也替司令员到总参、总政去反映，要了些食品，总算渡过了难关。”那个时候全国老百姓都饿肚子，为什么那么快就战胜了天灾人祸？就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让人民群众感到有希望。

我还听父亲的秘书说，那个时候作为司令员坐火车可以包一个包厢即四个软卧，目的是保证首长的安全和休息得更好，而秘书们按规定都坐硬卧。但是父亲从来是让秘书们都进来，他说这样可以给国家省下一笔开销。

秘书们还说，父亲担任工程兵司令后不久，就主持制定了规章秩序，要公私分明，不能占国家便宜。有一次父亲的工资发下来少了26元，为他领工资的秘书就去问财务。财务说陈司令用了一次中吉普到良乡，是他让我们根据规章把费用从工资中扣掉了。

工程兵的老人都非常怀念父亲，都说：“跟陈司令干的时候很充实，那时从司令员到普通干部，满脑子都是工作，虽然艰苦可是充满理想。”

毫不夸张地说，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严格到程式化的公私分明。他不会让子女沾他的光。我妹妹陈小琴的学校离家有十几华里，来回走路很劳累。有次生病发烧，她想让父亲出车送她。父亲说：“车是给我用的，不是给家属用的，老百姓的孩子生病就不会想到用车。”妹妹车没有用上，还挨了一顿批。

1963年我随父亲到沈阳军区，当地部队首长为了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提出可以去打野鸡。父亲说，没有这个爱好，还是赶快下部队。

到了长春，市委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他介绍了几个可以参观的地方。我对长春电影制片厂最感兴趣，因为是看着长影的电影成长的。我悄悄对父亲说，去长影多好啊！父亲说：“我们不是来玩的，是来工作的。长影就不去了，我们到一汽去，因为我们部队要用很多一汽的车，我要和他们探讨怎样生产工程兵更适用的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带我们几个孩子参加国庆烟火晚会，在观礼台上拣到一个从天而降的礼花降落伞兴高采烈带回家玩儿。父亲知道后严厉地说：“公家财产一分钱也不能沾！”他硬要我们马上交到工程兵军务处，军务处的同志接到降落伞后笑了，说：“陈司令要求你们过于严格了。”

“文革”中我曾经趁父亲不注意，把1955年他的上将军衔的肩章拿到我的抽屉里保存，因为觉得很有历史纪念意义。父亲发现后很不客气地说：“你留这个干什么？炫耀自己是上将的儿子？”他最终收走交到军务部门。我父亲在抗日战争中曾经缴获日本军官一个18k金的怀表，上级为了便于父亲打仗指挥，批准给了父亲，父亲一直非常珍爱随身带着它。“文革”中样板戏《红灯记》风靡全国，妹妹陈小琴看见男主角李玉和总是挎着一块怀表，有着英雄情结的妹妹希望父亲把怀表给她。父亲依然是老一套，声称是战争期间组织让他使用的，家里人不能用。直到1979年妹妹考上大学，父亲才把这块怀表送给妹妹，并且附上“好好学习，振兴中华”的勉励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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