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的学习生活紧张而有序。有一天，我在宿舍复习功课，巧遇邓颖超妈妈来视察，她见到我后，很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问寒问暖。最后她对我说：“我和你周伯伯从沈阳过来。你父母说，对你要和对其他孩子一样，不能有特殊。”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次意外。1960年春夏时节，一天课间休息时，一块木制楼梯板砸到我的头上，医生诊断为轻度脑震荡。院领导到宿舍来看我时说：“你父亲从来不给我们打电话提任何要求，这次他知道你受伤了，特意打电话问我们情况……”当时，我真的觉得特感动、特温暖，原来一直严格要求我的父亲也在惦记着我，关心着我。

“文革”拉近了我和父亲的距离

从哈军工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七机部二院工作。一年后，“文革”开始了，当时父亲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曾写信给我说他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尽管我很多事情不明白，但还是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去，只是冥冥之中感到不安，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

“文革”开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为保护老同志，将我父亲等人接到北京京西宾馆。当时，我下班后常去看他。但随着斗争的升级，形势越来越紧张，以致后来发生了冲击京西宾馆的事件。一群造反派冲进来，在他们要用绳子把父亲从六楼的阳台上吊放下去那千钧一发之际，傅崇碧同志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急速赶到，把父亲从他们手中夺了回来，转移到安全地点。我下班后到京西宾馆看父亲时，才知道白天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事情，难过得失声痛哭。父亲却安慰我说：“不要哭，没有什么，我不是很好嘛！”之后，父亲被迫搬离宾馆，没了消息。

在父亲消失大半年后，我忽然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在总参海运仓招待所的后小楼，并说只允许我去看他。我非常兴奋，连忙问他需要带什么东西，他却简单地说：“你带工业券就可以了。”当时买布鞋要凭票，老家在冀南的一位工作人员替他垫付了工业券，他一定要还给人家。要见父亲的那天，我的心情复杂极了，见到父亲后，才知道他与秦基伟、陈再道等许多将军都被隔离在这里。带着全家的嘱托，我同父亲说了很多话。后来，我对父亲说，以后我每星期都来看您，帮您洗衣服。没想到，后来每次见到父亲时，他都已经把衣服洗干净挂在那里了。

这时，我的弟弟妹妹们已经分散到各地，只有妹妹宋真真即将到江西于都插队，途经北京让我们多留了一天，我们父女三人过了一个简单的春节。之后，父亲就被送到离辽宁沟帮子还有一百多里的机耕队劳动。一个多月后，母亲被允许陪伴父亲，他们又一起去了二五农场。

这时，我们这些子女都尽自己的能力去农场看望父母。当时我也被下放到军垦农场改造。1971年秋天，我获准12天休假，就按照曾经去看过他们的弟弟宋克荒给我画的地图、路线，偷偷去看望他们（当时看望他们，需经看管批准）。在沟帮子车站下火车后换两次长途汽车，然后又走了二十多里路，顺着小路我这才溜进了父母住的简陋的小房子。见到父母亲，我百感交集。

1973年初，我和小平、克荒联名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希望能接父亲来北京治病。1973年4月，父亲被批准到北京医院治疗。那时，我经历了长征风雨年近六旬的母亲几乎每天从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挤公共汽车到医院看望和照料父亲，我们也以为父母亲可以留在北京。谁知党的“十大”刚开完，江青一伙非让父亲回农场不可。容不得多考虑，我向单位请了假，陪着父母又回到了1971年我去看望他们时他们住的那两间农舍，直到单位催我必须回京参加“反右倾”。在那里我住了4个月，这段时间，是我和父亲朝夕相处生活在一起最长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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