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工资会议1956年3—4月在北京召开，讨论有关职工工资增加时机和提高的水平问题。1956年6月的工资改革方案实施之后，为防止领导脱离群众，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将领导干部的职务工资标准压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毛泽东主席等工资定为一级的国家主要领导人，带头把工资标准由每月六百四十四元降到每月四百零四元八角。部长最高工资标准由每月四百六十元降到每月三百七十二元。在历次调级中，母亲因在同一个部的父亲手下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初定级直到“文革”结束，从未被调级。

1958年8月，在大跃进的热潮中，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进城后搞工资制没有理由，要废除工资制，提出：“六亿人民实行供给制。”分管劳动部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好心地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父亲。刚刚进行完工资制度改革才两年，又要“六亿人民实行供给制”，这个制度改革的弯子来得实在太急太大了。爸爸越想越感到问题严重、复杂、难以实施。经过几天反复思考，决定向陈云请示汇报一次。陈云没等他把话说完，便讲道：“毛主席让搞供给制，你不搞行吗？不然就又要开南宁会议了。你先搞个试点，先试试看嘛。”父亲与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商议后，在四川一个工厂搞起了改行供给制的试点。1958年秋，试点单位的干部和职工，绝大多数并不赞成恢复供给制。1958年11月，在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并将占有主要地位。”但是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对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商品经济等，是发展还是限制？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在实际上从思想认识和理论上，酿下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苦果。

让我们难以忘记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大精简”。由于实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中央痛下决心搞精简职工。中央成立了五人小组，集中力量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党中央认定能不能贯彻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关键是看能不能完成精简任务。父亲主持的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繁重工作任务，不分白天黑夜地紧张忙碌了近三年。到1963年9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父亲发言说，在两年半精简中，共减下来二千六百多万人。除去同时增加的一千万人，净减约一千六百万人。节省开支七八十亿元。父亲发言刚结束，周恩来总结说：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愚公移山，很了不起。全国平均五个职工减去两个，二千万呀，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口的国家搬了家。精简任务是基本完成了，父亲也病倒了。李先念伯伯不无感慨地说过：“当劳动部长要少活十年！”

胡耀邦说：他是三中全会的一员干将

打倒“四人帮”之后，1977年3月3日恢复中央党校。胡耀邦主持工作。10月9日正式开学。1977年8月12日，召开中共十一大，父亲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10日，党中央任命父亲为中央党校副校长，接替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父亲接手工作后，又一次焕发了政治青春，憋足了劲拼命工作。他很快增设党史教研室，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设立四门主课。请吴亮平、成仿吾等老同志当顾问。调动得力干部充实教学一线，提出“教学工作是党校各项工作的中心”，亲自作了《要认真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学说》的动员报告，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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