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让所有中国人都意识到“温饱”二字的深切含义。面对买棉布要凭布票的困境，身为四川省委书记的父亲，决定在四川农村推广种棉花。四川盆地气候潮湿，雨水多，日照少，适合种棉吗？许多人心中有疑虑。但是父亲一心一意要种棉花，首先就从他住的院子动土。几乎在一夜间，省委书记的大院里所有花草被拔除，种上了棉苗。父亲请来了简阳县农村的种棉高手张泗洲，让他指点如何施肥浇水，修剪枝叶。这位农民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客，大院里负责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则成了他的得力帮手。

父亲对种棉花到了痴迷的程度，天不亮他就起床，到棉田里转悠，看这看那，晚上他也不停息，拿着手电去看花蕾。一遇刮风下雨，花蕾或棉桃受损，他就脸色阴沉，我们只好躲远一点，否则他会朝我们发脾气。

那一年，我读书的中学也响应省委号召，开始种棉，足球场边的空地全都变成了棉田。父亲得知后，非要我抱两盆棉苗送到学校去，说是推广新品种。我不太情愿，他就发火了，说我不爱劳动、思想有问题，叫人通知学校，不许我参加五四青年节入团宣誓，我的宣誓只好延期到6月。

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带头种棉花，终于收获了成果。四川地区不能种棉的禁忌被打破。直至今日，四川还有一定规模的棉花生产，简阳县所在的资阳市是全省棉花主产地之一，每年棉花产量为三点五万吨。

1969年知青下农村，我去了父亲的家乡，那里是棉花产地，我才体会到种棉的乐趣，远胜过种水稻。采摘棉花的季节，天空总是湛蓝湛蓝的，阳光和煦，清风送爽，穿行在棉田里，真是大自然里的一种享受。我想到父亲少年时候也采摘过棉花，也一样快乐无边。

“文革”中，父亲身陷牢狱，却依然关心农村问题，挂念农民的生活。1972年，我们通过多次申请得到“上面批准”，从江西去北京看望他，当时他被“特护”，关押在北京政法干校的秘密监狱。见面的地点被安排在西郊八里庄一个军营，他每次坐车去，路上都要被蒙住眼睛。由于他被长期单独关押，没人说话，加之脑血管硬化，记忆力衰退，第一次见面时，他不认得我们几兄妹，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名字，讲话的能力也严重退化，半天讲不出一句话。后来见面次数多了，情况才有好转。

他听说我和妹妹在江西农村务农，就要我们作农村调查，并开了一张很详细的单子，想要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唱凯镇、艾巷村各方面情况。我写了一份《江西农村考察报告》给他，报告中对农村受“左”的干扰、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作了如实讲述。父亲看了后很不满意，给我回了一封长信，用铅笔写在活页纸上，足有七页纸。这是我一生中，父亲第一次给我写信，也是惟一一次。他在信中对我反映的许多问题表示不解，因为他被关押多年，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在信中，他批评我的思想方法不对，“很危险”。我理解，他是担心我“因言获罪”，遭到与我二哥明清同样的不幸。

1973年父亲被“解放”，重新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到过不少地方的农村做调查。他曾就乡镇企业发展的问题给党中央写过一个报告。1978年，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言，认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要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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