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这段时间，父亲沉默少语，并没有教导我什么，只是每天坚持干活、散步、默默听着收音机里那些狂躁的声音。父亲用他的神色、用他的精神让我感知到他顽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念和不信邪的情操。

潜移默化精神传承

“文革”中，黄德生和我结婚时都在七机部工作。因为和我结婚，组织上还让他写了份保证书，内容是：“我愿意同宋勤结婚，并愿意服从宋任穷定性后，组织按党的政策（文件）和具体规定所作的处理意见。”即如不合要求，就得离开七机部。

我生了女儿后，在家里休产假。一天，老黄一早去上班，不久又回家了。我问：“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上班了？”老黄说：“今天林彪到单位来视察，说我政治上不够格，不让参加欢迎队伍。”听了这话，我感到有些难过，他因为我而受到牵连。

父母亲在二五农场（后又搬到高家农场）时，我去过两次，老黄去的次数比我还多。老黄以及我的妹夫，他们与我父母过去没有交往，但也同儿女一样，尽力抽空儿背着提着食品长途跋涉踏着泥泞去农场看望父母。

老黄写了“保证书”八年后，1977年10月，父亲出任七机部部长。他对我们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的严格要求自不用说，使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父亲曾到我家四口人那间十七平方米的住房来看过我们。那时，我家和同事老张家四口人合住在一个套间里，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直到我在国家机械委工作一年多后，我家才住上了两居一厨一卫的房子。

我和老黄有一双儿女，他们出生在“文革”时期，生活条件艰苦。在家里大氛围的熏陶下，养成了他们独立自主的性格与习惯。

我儿子黄海涛在北京一六一中学读高中时，姥爷家近在咫尺，可是他在学校吃中午饭，而不就近去姥爷家吃饭。

1993年春节，应时任市委书记李灏同志邀请，父母去深圳市过春节，我带女儿黄海昕也去了。年三十儿和大年初一我与同去的弟弟妹妹及孙辈和父母一起吃饭，到了初二父母只留孙辈在他们那吃饭，我们则去工作人员餐厅用餐了。我和弟弟妹妹对此已习以为常。克荒上北京四中高中住校，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一次父亲从沈阳来北京开会，克荒去看望父亲后回到学校宿舍，向同学要自己的那份窝头吃。认定了克荒会在父亲那吃晚饭的同学已分享了克荒的那份窝头，他们大吃一惊：去看望来中央开会的高官父亲，竟然没在那吃饭，而是回学校吃饭！

我女儿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一次寒假有机会和姥爷坐公务车一起回北京，可是她坚持坐硬座和同学一起回北京。在复旦上学时，她就开始勤工俭学，去外读mba时，她自己打工挣钱交学费、租房子住。有位朋友看到这些情况，就问我：“为什么不让海昕住你们公司的公寓呢？”

……

在父亲被批斗、被“改造”时，我们是我们，是普通人；在父亲当部长，及之后进中央书记处、政治局时，我们还是我们，仍是普通人。

父亲离我们而去，但他英名永存，精神永在。父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宋勤简历

宋任穷之女。中###员。1940年9月出生于山西省辽县（左权县）羊角129师医院。后被送到河北老乡家寄养，四岁多时被接回上保育院。

1947年就读河北农村荣臻小学，1949年随学校进京，后学校更名为八一学校。

1953年至1959年就读于北京师大女附中（北京实验中学）。

1959年至1965年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七机部二院、五院，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国家经委等部门工作，后到中国煤炭进出口总公司（现为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工作。2001年退休。现任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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