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位张玉和叔叔，他完成了一次更伟大的收藏，虽然他并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就要降临，但是他收拾东西的习惯，让他无意中办了一件大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经济模式最初是“供给制”，后来有了工资，粮食定量供应，凭粮票买粮。饭量小偶尔有剩余粮票，有人拿到黑市换点鸡蛋或其他生活小用品。可我们的张玉和叔叔，就把攒下的粮票都买成了粮食，一袋袋藏在后山书房里。

有一天，我父亲非常神秘地对我母亲说：“叫娃们敞开肚子吃吧，还有十二袋白面呢！”

这个场景和十二袋白面这个巨额的数字，我这一辈子都牢牢地记在脑海里。父亲说这话的小心程度是今天的人们无法体会的。在举国挨饿的灾荒年，他发现了家里有这么多的存粮，尽管这是全家人自己的合法定量，只是从牙缝里被一位爱“收藏”的公务员无意中攒下了，这些粮食可以让孩子们安度饥荒，这是父亲的欣慰。可他是共产党员，是领导干部，老百姓在挨饿，这些粮食真的让他感到心里非常地不安。

但是不久我们却陷入饥荒中，家里那么多存粮，我们全家却突然断粮了，连妈妈也保持沉默不给个解释。这个原因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才从大字报上知道了真相。

记得有一天，我和同学去兰州某处看大字报，那是兰州城里第一批刚刚刷在大街上的大字报，大多是标语口号，有一张却写得密密麻麻，意思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汪锋，阶级阵线不分，困难时期到甘肃上任伊始，便去看望“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还给他们送白面，挽救他们的“狗命”云云。名单上都是甘肃的民主人士、大学者们，例如国民党高级将领、大革命以来共产党的友人邓宝珊将军，还有央视著名主持人水均益的爷爷大学者水梓等人。

前两年遇到了邓宝珊将军的外孙子左都都，他突然对我说：“我婆（邓夫人）到死都说困难时期，要不是你爸代表组织送了一袋白面，我们早就饿死了。”

听了这话，我急于辩白，我说：“那不是组织给的，那是我们家自己攒的面！”左都都他不信，那时一袋白面太金贵了，就是救命的粮食，谁舍得送人？可是我爸爸就这么做了。他在1960年最困难的时候被派去了甘肃，他了解了“夹边沟”的“右派”们的生活，那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科学家们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浮肿着，命若游丝。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一碗面就是一条人命。父亲从北京启程，他带走了家里所有的存粮，他知道他的娃儿们即将没饭吃，我相信他把一袋袋白面送人时，一定说了“我代表组织……”

1961年暑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席赛福鼎，邀请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去新疆考察工作，我母亲经联系把我和我妹“捎”去兰州我父亲那儿过暑假。记得那趟专列上有不少孩子，赛福鼎的女儿赛少华、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林、中办副主任康一民的儿子康辉、国务院副秘书长李金德的几个孩子，还有在新疆牺牲的陈潭秋烈士的儿子等，挺热闹的。

我们一路过去，在宁夏的银川停车上了趟贺兰山，到了兰州见到了我爸。这时发现李金德的一个孩子得了肝炎，我爸因此将我和我妹送到西北民族医学院的校医室，爸爸的老战友蒙定军是西北民族学院的院长，而她的夫人杜阿姨正是校医院的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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