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一个警卫破门而入，勒令父亲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父亲可能背错了，警卫就把他臭骂一顿，立即上纲上线，呵斥他说：“你对毛主席如此不恭，连语录都背不出，你是怎么对待毛主席的。”把父亲批得一塌糊涂。然后那人自己又念了一段语录。我天天在学校念毛主席语录，记得特别熟，当时我在房间里一听那人也念错了，赶紧找出语录本，翻到那一页，拿着语录就冲出去，朝那人说：“你也念错了，你是怎么对待毛主席的，你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那人顿觉尴尬，灰溜溜地走了。那人一出门，我和父亲就哈哈大笑，父亲还夸我：“小亮亮，你还真行，看来以后你能当我的秘书。”那几乎是父亲受迫害后唯一的一次放声大笑，我从没见他那么开心。印象中只有那么一次，我们觉得我们是胜利者，大多数时候我们总是被整得很惨。

我与父亲的生离死别

在和父母亲短短一个月的相聚之后，我接到工作分配通知，只身前往东北一所军队医院任职。离家那天，我没有跟父亲告别，我怕见他，我知道自己肯定会哭。没想到，这会成为我永生的遗憾，因为这一别竟然是和父亲的永别。父亲去世以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他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上密密麻麻批了很多字，最后一句是：“9月13日，女儿离家之日。”说明他已经知道我要走了，那一晚上通宵没有睡。

父亲明知患了不治之症，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求生欲望。他对母亲说：“我不能死，特别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死！”但是这个时候，中央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同时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去。”的指示，把当时许多被打倒和半打倒的老帅送到外地。父亲被疏散到合肥之前，母亲接到指示，让她或者随父亲一起南下，但从此不得与我有任何联系；或者选择永远地离开父亲，还能和我保持联络。

母亲跟父亲商量，父亲说：“你还是跟亮亮去吧，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你跟着我也帮不了什么忙。”就这样，他们决定让父亲一个人去合肥。当时他们都知道这是生离死别，是最后一面。

从接到通知到离开只有三天时间，这三天他俩表现得非常理性、克制。父亲以为他们会让他去农场住，就让母亲给他准备雨鞋、雨伞、被套。临走那天，母亲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父亲已经肠梗阻了，根本不能吃东西，但是为了感谢母亲这份情谊，他硬是吃下去了，每吃一口，就流一头的汗，吃这顿饭花了一个钟头。

父亲跟母亲说：“你告诉亮亮，我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她要知道，爸爸在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他要了我妈的相片、我的相片、我儿子的相片，拿纸包起来，揣在贴身的内衣口袋。父亲说：“我带上相片，就能感觉到跟你们在一起了。”打了一支杜冷丁，他就上路了。

我们住在招待所，广州军区的人奉命通知我们，说陶铸死了。母亲当时很镇定，没有流露一点痛苦的表情，只问：“那我们能去看看吗？”他们说：“不行。”我忍不住了，冲到厕所里哭，待在厕所里不敢出来，因为不敢当他们的面哭，否则又会被说跟陶铸划不清界线。后来听105医院的医生说，父亲去世前直喊我的名字，说：“让我女儿来”。

我做梦老梦见父亲，可是很奇怪，在梦里俩人总是碰不到一起。我很想告诉父亲，他的冤案已经得到平反昭雪，他当年许许多多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今天都实现了，他当年所有困扰的问题现在都解决了。农民生活不好，吃不饱饭；生产力上不去，没钱修路、修桥……曾经让他操心、让他痛苦的所有一切现在都不存在了。我还要告诉父亲，虽然他已经走了四十年，但家乡的人民没有忘记他，他们把对父亲的爱都放在我身上了。

（根据陶斯亮回忆整理）

陶斯亮简历

陶铸之女。1941年生于延安。196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现任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等职。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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