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林

1997年2月19日——爸爸邓小平走了，那么从容、平静、安详。

他是含着微笑远去了……

而在我心里，总是觉得爸爸并没有走，他和我们在一起，他还生活在我们中间：慈爱地、带着欣慰的神情注视着我们。

我想念我的父亲，这种思念之情与日俱增。

一

爸爸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很少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解放战争胜利后，从上海到四川，再到北京，爸爸千方百计为我寻医治病。我的病情比较复杂，特别是嘴里长了瘤子，开过刀，又长出新的瘤。爸爸下了大决心，费了许多周折，使我得到当时那种条件下的最好治疗。

爸爸调到中央工作，我们家搬进中南海。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五个姊妹兄弟。爸爸妈妈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我们从不娇惯。小学，我们三个大孩子上寄宿学校，每个星期自己坐公共汽车往返于远在郊区的学校和中南海的家。上中学大家都骑自行车。爸爸每学期末都要看我们的记分册，每个孩子的情况他都了解，优点、缺点、性格、特长，他心中有数。但是具体的事情，他一概不管，放手让妈妈教育我们。爸爸信任妈妈，他们两个，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非常和谐、默契。

爸爸曾经说过，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候当然是“文化大革命”。而我想，“文化大革命”中令他最为痛心的是朴方。爸爸在得知朴方的境遇后，多次给中央写信，要求给朴方治病。朴方到了江西后，年近七旬的爸爸，天天为朴方擦身。朴方下半身没有了知觉，爸爸天天给他翻身，给他换衣服；爸爸、妈妈含着眼泪亲手给朴方刷洗屎尿片，洗被单、洗衣服……每当想到这一幕，我总禁不住热泪长流。

爸爸在家说话不多，说出来就切中要害，而且幽默、风趣。他不爱串门，不拉关系；除了几个极个别的老战友、老邻居，他谁家都不去。他不爱管闲事，小事不关心、不在乎，不发牢骚。孩子们吵架，他说：“到外边吵去。”他不当裁判，不断是非。他认为，“早晚都会过去”。他对病痛有极大的承受力，身体不舒服，自己从来不说，不爱看医生，不愿意麻烦别人。他的病变常常都是医生、护士们细心观察才发现的。他抽了一辈子的烟，1989年，到了八十五岁，医生建议他戒烟，他立刻戒掉了，从此再没有抽过一支。他爱整齐，爱干净，穿衣简单、朴素、老一套。除了早年在法国、苏联等地他穿西装，以后，他从不穿西装。冬天出门散步，不爱戴帽子，不爱戴围巾，下身只穿两条单裤，一条布衬裤、一条涤卡裤；上身一件衬衣、一件毛衣、一件中山装，有时候再套件大衣，大雪天也是一样。谁劝他多穿件衣服，他会说：“没那个福气。”或者反问：“你冷不冷？你不冷干嘛让我多穿？”他不喜欢毛手毛脚，丢三落四。他办事果断，当天文件当天处理完毕，从不拖泥带水。他守时间、守信用，约定的时间，从来不迟到，也从来不等人。他宴请外宾，宴会一个钟头准时结束。他严于律己，待人宽厚，审时度势，举重若轻。

二

退休是爸爸向往已久的生活。

他早就交代过秘书，退休以后不看文件了。

退休以后，爸爸的生活太有规律了。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吃过早饭看报纸，然后散步，吃午饭；午休到三点，起来打桥牌，看看电视，或者看书，看录像；之后再散一会儿步，吃过晚饭，听孩子们聊聊天，看看电视，睡觉。天天如此。医生说，如果不是严格规律的生活，依他的经历和所受的磨难，他是很难这样长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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