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生活上的关心，父亲还定期给我总结优缺点，让我坚持写日记，并亲自给我改日记，有时自己改不过来就让秘书帮着改。有一次，我们全家从越南回来，父亲对我说：“你给胡志明伯伯写封信，感谢他热情的接待。”我写的时候，抓耳挠腮地想不出什么好词来，忽然抬头看到卧室里有一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招贴画，就把这句话用上去了，然后拿给父亲看，他看到这一句，马上批评我说：“这句话怎么能用在这儿呢，不对不对，你一个小孩子家，怎么能跟革命领袖称知己呢？”我不服气，说“怎么就不能称知己呢？”父亲坚决地说：“肯定不对，一定不能这么用，赶快删掉。”

我也许是受了有诗人气质的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喜欢文学。上中学的时候,就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或者历史系。但是这种天真的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反对。父亲是在政坛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他深知在那个年代学习文科很容易犯错误，政治风险大。于是坚持要我在选择专业上务实一点，争取有一技之长，并强烈建议我学医。当时的我并不明白父亲这样的苦心，但是拗不过他。1962年我从广州执信中学毕业后，考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去学校报到的前夕，父亲对我说：“亮亮，你知道‘相依’这个典故的来源吗？”于是，他就给我讲了李密《陈情表》的故事，然后充满深情地说：“亮亮，我们也是相依为命的父女，你知道爸爸是多么爱你，但是爸爸对你没有任何个人要求，只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相信你不会辜负爸爸对你的期望。”

父亲对我的爱是不加修饰的，他的牵挂，他的担心，他的温柔都明明白白写在了脸上。而我母亲总是一本正经的，每当父亲给我讲故事，跟我聊天，或是有时抱抱我亲亲我，她总是在一旁静静看着我们，很少插话。所以在家里，我是永远的“爸爸派”。

唯一的一次，我和父亲是胜利者

我父亲是1967年1月4日被揪出来，那时我还在上海，当天晚上两三点钟，同学把我叫起来，给我一张油印传单，上面写着“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我一看，知道完了，父亲出事了。这一切变化太快，我心理上完全调整不过来，忽然就体验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有一次在中南海同时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和我父亲三人，一大群人突然冲进屋子，把我父母带走了。我坐立不安。有个警卫说，你跟在后面悄悄看，没事的。我就去了，看到那群人这个按一下父亲的头，那个按一下父亲的头，他还老是很倔强地挺起头来。他们声色俱厉地喊口号，批斗他。父亲回来后，我端了盆洗脚水，想给父亲泡泡脚。结果看见他头上有一个大包，是刚才批斗时打出来的。我扑上去说：“爸爸，我给你揉一揉。”他一下把我甩开，愤怒地叫道：“如果我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就跟他们拼了。”又叫道：“要批斗就批斗我，为什么把曾志拉去，她是个病人。”说到这儿，父亲流泪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他是心疼我母亲，我母亲那时候患有甲亢。

后来他们不提“保皇派”的问题了，直接说父亲是叛徒，给蒋介石写过信，出卖过同志，又在南京监狱写过悔过书。这些都是我伯伯揭发的，看着满大街的大字报，把我也弄糊涂了。我那时候挺革命的，就去问父亲，希望他给我一个斩钉截铁的答复，我一脸严肃地问父亲：“你有没有出卖过同志？”父亲当时特别伤心，看着我说：“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了吗？我愿意把自己的血洒在地上，来证明我没有出卖过同志！”我到现在都记得父亲当时看我的眼神，我觉得他特别屈辱，因为只有受到最大委屈的人才会有那种眼神。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遭到那样的对待，实在太让人心酸。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怀疑过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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