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要我刻蜡纸油印一张就餐表格(2)

作者:张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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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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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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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2996字

过了几天,碰上同住在茶港新村三路的“老司令员”陈伯伯,他说:“我就是麻城人,我就是种田出身的,他们搞假的。不信,我给你派兵,在那块田里站岗,看他们搞么鬼名堂。”父亲笑笑谢绝了。


因为,在此之前,父亲向主席汇报说孝感县朋兴乡有一块高产田,亩产万斤,是省委农村工作部王良部长亲自验收时,主席也说过:“验收的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军站岗放哨,单收单打才算数。”


多年后我问过为什么。父亲说:“除了轻信之外,湖北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服兄弟省份,尤其是北方……认为我们地热、光照、降雨、水源各方面条件都更好,他们能……凭什么我们不能。还有许多党员干部和劳动模范不敢说实话,怕戴‘保守’帽子。”



我在东湖八一学校上幼儿园时,就经常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同学也大多如此。记得有次“六一”儿童节个别同学发了崭新的白衬衫和蓝裤子。我感觉不解,因为平时大家都一样。后听父母说:“那是为了照顾烈士子弟,而我们今天的幸福正是烈士的牺牲换来的。”我从小受教育,湖北是革命老区,牺牲了无数烈士,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中,都有大批老红军从这片热土走出去……


父亲一生关心老区建设,认为执政党不能忘本,必须回报人民,常遗憾“文革”前受经济条件局限,不能做得更多。1975年,父亲在陕西省农林科学院当革委会副主任,尚未恢复组织生活,就找机会第三次前往延安,看到群众生活困难,虽十分痛心但无能为力。三年后,刚被任命为陕西省委书记就第四次到了延安,代表省委给中央写了《关于加快陕北建设的报告》,受到中央重视。从1979年起,国家每年向老区增拨五千万元建设补助款。父亲出门一向轻车简从,常告诫身边人员下基层不要增加群众负担。八十年代,大冬天到了湖北洪湖县,招待所没有暖气,就把棉被脚头捆住,再加一床搭被就过夜了。早饭常是馒头、稀饭,历来反对铺张浪费。


我们家一向实行“家庭共产主义”——吃父母的大锅饭。但1979年以后,人口渐多,物价渐长。家兄自科研机关调到野战部队以后,日常生活也交我管理。父亲提出的总原则是“量入为出”。为了明细化管理,我刻蜡纸油印了表格,第二三代均按实际就餐次数在表上画钩,按月交伙食费。哥哥的岳母刘阿姨长期和我们一起生活,费心帮我计算、打理。那些年,朋友们去深圳沙头角,多是采购金饰、衣服,最节省的也大量买“夏士莲”香皂自用或送人,我则回回都大袋大袋往家背味精,开源无方,我是节流有法。父母老家亲戚来时,一般会带点小米、红枣之类土产,但在家吃住不说还要管来往盘缠。客人送礼不许收,我自作主张留下而没受批评的大概只有湖北黄冈潘知书记的糍粑、黄冈漆林专员的腊肉、湖南省顾委高尚英秘书长的茶油那么几次。后来,我与曹叔叔等前后几位秘书说好,谁来看家父,何时见,他们定。只是请提醒来客勿带礼物进门,以免不收客人有想法(是否礼太轻之类);如收下,我又要挨数落。


父亲到全国人大工作之后,一次彭真伯伯问父亲,家庭人口多了,收入没增加,身体又不好,需不需要组织补贴点营养费。父亲起初纳闷,家里的情况他怎么知道的,然后又恍然大悟。彭伯伯清华毕业的儿子傅锐,跟父亲当过几年秘书,此时虽已调走,但和我们仍保持联系,在我们眼中他像大哥一样。熟朋友戏称我家是“打捞队”——老吃面条,为做面条,用坏了两台小型手摇轧面机。领导好意父亲自然谢绝了。父母一生,从未向组织申请过任何补助,有困难靠节俭,总认为我们比大多数劳动群众生活还是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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