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碰上同住在茶港新村三路的“老司令员”陈伯伯，他说：“我就是麻城人，我就是种田出身的，他们搞假的。不信，我给你派兵，在那块田里站岗，看他们搞么鬼名堂。”父亲笑笑谢绝了。

因为，在此之前，父亲向主席汇报说孝感县朋兴乡有一块高产田，亩产万斤，是省委农村工作部王良部长亲自验收时，主席也说过：“验收的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军站岗放哨，单收单打才算数。”

多年后我问过为什么。父亲说：“除了轻信之外，湖北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服兄弟省份，尤其是北方……认为我们地热、光照、降雨、水源各方面条件都更好，他们能……凭什么我们不能。还有许多党员干部和劳动模范不敢说实话，怕戴‘保守’帽子。”

二

我在东湖八一学校上幼儿园时，就经常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同学也大多如此。记得有次“六一”儿童节个别同学发了崭新的白衬衫和蓝裤子。我感觉不解，因为平时大家都一样。后听父母说：“那是为了照顾烈士子弟，而我们今天的幸福正是烈士的牺牲换来的。”我从小受教育，湖北是革命老区，牺牲了无数烈士，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中，都有大批老红军从这片热土走出去……

父亲一生关心老区建设，认为执政党不能忘本，必须回报人民，常遗憾“文革”前受经济条件局限，不能做得更多。1975年，父亲在陕西省农林科学院当革委会副主任，尚未恢复组织生活，就找机会第三次前往延安，看到群众生活困难，虽十分痛心但无能为力。三年后，刚被任命为陕西省委书记就第四次到了延安，代表省委给中央写了《关于加快陕北建设的报告》，受到中央重视。从1979年起，国家每年向老区增拨五千万元建设补助款。父亲出门一向轻车简从，常告诫身边人员下基层不要增加群众负担。八十年代，大冬天到了湖北洪湖县，招待所没有暖气，就把棉被脚头捆住，再加一床搭被就过夜了。早饭常是馒头、稀饭，历来反对铺张浪费。

我们家一向实行“家庭共产主义”——吃父母的大锅饭。但1979年以后，人口渐多，物价渐长。家兄自科研机关调到野战部队以后，日常生活也交我管理。父亲提出的总原则是“量入为出”。为了明细化管理，我刻蜡纸油印了表格，第二三代均按实际就餐次数在表上画钩，按月交伙食费。哥哥的岳母刘阿姨长期和我们一起生活，费心帮我计算、打理。那些年，朋友们去深圳沙头角，多是采购金饰、衣服，最节省的也大量买“夏士莲”香皂自用或送人，我则回回都大袋大袋往家背味精，开源无方，我是节流有法。父母老家亲戚来时，一般会带点小米、红枣之类土产，但在家吃住不说还要管来往盘缠。客人送礼不许收，我自作主张留下而没受批评的大概只有湖北黄冈潘知书记的糍粑、黄冈漆林专员的腊肉、湖南省顾委高尚英秘书长的茶油那么几次。后来，我与曹叔叔等前后几位秘书说好，谁来看家父，何时见，他们定。只是请提醒来客勿带礼物进门，以免不收客人有想法（是否礼太轻之类）；如收下，我又要挨数落。

父亲到全国人大工作之后，一次彭真伯伯问父亲，家庭人口多了，收入没增加，身体又不好，需不需要组织补贴点营养费。父亲起初纳闷，家里的情况他怎么知道的，然后又恍然大悟。彭伯伯清华毕业的儿子傅锐，跟父亲当过几年秘书，此时虽已调走，但和我们仍保持联系，在我们眼中他像大哥一样。熟朋友戏称我家是“打捞队”——老吃面条，为做面条，用坏了两台小型手摇轧面机。领导好意父亲自然谢绝了。父母一生，从未向组织申请过任何补助，有困难靠节俭，总认为我们比大多数劳动群众生活还是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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