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小的弟弟秉和、妹妹秉建，按照当时城市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的大政策，分别在1969年初1968年夏到延安和内蒙古插队，当时他俩一个刚满十七岁，一个不到十六岁。伯伯和七妈对他们的下乡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关心和帮助，并且要求我们这些哥哥姐姐在思想上鼓励他们，在经济上帮助他们。那时，几乎所有的插队知青所处的环境都是极艰苦的，如果有机会参军，那是一个难得的“出路”。至少，饭可以吃饱，衣可以穿暖，生活可以得到大大改善。

秉和、秉建插队两年左右时，部队在他们所在的地区征兵，两人分别被贫下中农推荐参加了应征活动。结果秉和作为枣园村唯一体检合格的青年，到了新疆军区一个很艰苦的高山哨所，秉建到了北京军区的一个驻京部队。两人都高兴地向家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秉建是先打电话，然后去西花厅看望伯伯、七妈，秉和是写信给母亲和伯伯、七妈。

但之后发生的事情，用秉建的话说是“始料不及”，用秉和的话说是“巨雷轰顶”！因为伯伯、七妈动员他们脱下军装，还是回农村、牧区去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伯伯、七妈讲的理由是：你们的父亲现在正在接受审查（父亲周同宇受“四人帮”迫害，从1968年至1975年被关押，1979年平反），你们的情况不符合入伍的政策；在农村、牧区，那么多人里挑上你们参军，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你们应该让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把参军的机会让给他们。

伯伯并且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与有关部队、地方部门联系，安排秉和、秉建从部队回到了原来插队的地方。

十几岁的弟弟、妹妹虽觉得委屈，但还是听了老人的话，又回到了农村、牧区。所以秉和、秉建的军龄只有几个月。

秉和在延安农村劳动、生活了四年多，而秉建在蒙古包里生活、劳动近八年，才先后成了清华大学和内蒙古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这就是伯伯、七妈“干涉”我们兄妹四人参军的故事。看起来，他们对待我们四个人参军的问题在态度上、做法上截然不同。但原则却是一样：一切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党的大政方针出发，只要是国家需要的、提倡的，都要身体力行，而且是动员自己的晚辈带头去做。不讲私情，绝对不允许自己的晚辈接受任何特殊化的照顾，一切以普通百姓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后代。

由于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的感触尤深，两位老人的这些处事原则，对我们起到的教育作用，远比一般的说教要深刻得多。

周秉钧简历

周恩来侄子。

1961年8月—1967年4月空军第一航空预备学校、空军第三航空学校学员

1967年4月—1981年2月空军航空兵某师飞行员、副大队长、大队政委、团副政委、代团政委、师副政委

1981年2月—1987年7月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科研处处长

1987年7月—1990年10月空军司令部第八研究所副所长

1988年8月1日被授予空军大校军衔

1990年10月—1992年12月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助理

1992年12月—1993年11月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1993年11月—2003年12月广州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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