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不明白，他常给我们讲毛主席的故事，说他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也常韵味十足地朗诵毛主席诗词，对毛主席那种热爱完全发自心底，怎么会反毛主席呢？

2001年，我才从秘书同志写的书里找到答案。

1949年11月15日，西南重镇贵阳市宣告解放。他被任命为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贵州省委书记。那年，他三十七岁。

贵州，这个百废待兴的城市，面临的局面比打仗更为复杂：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和反动势力造谣惑众，人心惶惶；小偷、流氓趁机捣乱，猖獗地抢劫、偷盗；烟毒泛滥，吸毒者达三百余万人，娼妓满目，社会风气低下；由于经济秩序混乱，许多工厂停产或半停产，贵阳三万工人中，失业和半失业的就达两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近五万人生活十分困难。他们发牢骚说：“解放好，解放好，先卖裤子后当袄。”“工人阶级有力量，两个来月没发饷。”剿匪时，少数民族和山里老乡受到反动宣传，与解放军十分对立……

面对这种局面，有些同志操之过急，只用开大会、喊口号的工作方法发动群众，强迫群众喊毛主席万岁，使群众对立情绪有增无减。为了纠正这种大轰大嗡的工作作风，贯彻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父亲反复强调：“我们不要只开大会，强迫群众喊毛主席万岁，而要向群众学习，扎扎实实解决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时，他们就会自觉欢呼毛主席万岁。”他深入群众调查他们的实际问题，果然，解决了工厂停工，工人有了收入；解决了群众的吃粮吃盐问题后，群众很快改变了对立情绪。

“文革”中这种断章取义降罪于人的打击迫害，父亲从不抱怨群众，还是认真检查自己；而对少数人的别有用心，他是针锋相对的。在身陷囹圄时，他坚持给中央写信，说明真相。受他株连，我也被审查长达六年，工资待遇完全没有补发。我向他发牢骚时，他还严厉批评我：“要正确对待党和群众的批评！多看看比我们更困难的同志。”他还说：“干部打是打不倒的，只有脱离了群众自己打倒自己。”

“文革”后期，落实政策，我恢复军籍去报到时，他千叮咛万嘱咐，在送我的日记本扉页上写下：皎皎者易污，桡桡者易折，人贵有自知之明。他还说：“我们自己是一滴水，群众是大海，一滴水只要不离开大海，不仅不会消失，而且永远有无穷的力量。”

鞠躬尽瘁，魂归大海

父亲爱竹，劳改时带回的一株竹，已在我家后院长成了竹林，父亲恢复职务后，每当思考问题或劳累时，都会漫步在竹林。前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同志曾写过一首诗：

生叶青青不肯黄，

枝条处处耐寒霜；

昭苏万物春风里，

更有笋头出土忙。

诗人柳宗元也写诗赞竹：“今日南风来，吹乱庭前竹，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父亲就像竹。

他从1929年参加革命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南征北战了二十年；1949年到1966年，他在贵州和海军为共和国的稳固和建军又呕心沥血奋斗了十八年；“文革”在关押和劳改中苦度了六年。我想恢复职务后，应该安稳地发挥余热，随后安度晚年了吧。

然而，共产党人是小车不倒只管推。复职后，他同时要做三项工作：海军日常工作，政治局内分的工作，还有一个比和公开的敌人斗争更为复杂、心灵更经受考验的工作，就是与“四人帮”的殊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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