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幼年的印象中，父亲的生活便是不停地“出征”，加上58岁时就离开了我们，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如此之少，以至于每个细节都格外珍贵。

有一年，胡志明来家里看望父亲，我的小弟弟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揪起胡伯伯的长胡子，闹了个大笑话。不过，事后也没见父亲怎么生气。胡伯伯很喜欢我，还送了我一张照片，在背面用毛笔亲自写下，“送给小建侄儿。你的伯伯胡”。母亲常常叹着气对父亲说：“你这样惯孩子，还得了!”父亲总不以为然地笑说：“他们长大了，会懂的！”今天，即使我已经步入父亲没有达到的年龄，还是常常回想起父亲对我们的包容和宠爱。

两根弦儿拨不得

父亲性格刚烈，爱憎分明。他喜欢孩子，也爱护孩子。“九斤半”的故事之所以流传甚广，是因为战火年代，父亲身边总围绕着一群红小鬼、小八路，也许，孩子们的天真活泼也慰藉了残酷环境中父亲的心。

在我的印象中，从延安时代开始，我们家前前后后住过三十几个孩子，他们的父辈包括烈士、秘密党员、国民党起义将领。由于父亲络腮胡子重，长征时期就有“胡子”之称，“胡子爸爸”这一称谓，便成为我们那些异姓兄弟姐妹对父亲的“爱称”。父亲虽然行伍出身，但在孩子面前却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即使我们中间顽皮孩子把猫放到他的领子里，他也不生气。

当然，这些事往往只有他的“胡子孩子”们才敢做，我们自家兄妹可不敢。当时的我们以为是父亲对孩子本能的爱，才让我们的童年多了大家庭乐陶陶、暖融融的回忆。

不过，父亲的脸也并非总是和颜悦色的。父亲有两根弦拨不得，一触动便会雷霆大发。第一是对老百姓不好。记得还是父亲兼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时，幼年的我看到家门外有人坐着。当时我家门口是有警卫站岗的，平时不会有人坐在那里。顽皮的我便拿起竹竿伸出去戳。那人说：“我快要饿死了，不要打我们了。”我吓了一跳，吃饭时说到此事，父亲说，他们都是穷人，以后不许这样！以后，我见了他们总是叔叔、伯伯地叫，不敢造次了。

来到北京后，为了让我们体味农民的辛苦，常叫我们去农村。甚至暑假带我们到北戴河休养时，规定我们大一些的孩子都要常去干活。父亲给我们每个人规定劳动时间，不许完不成。我清楚地记得，淘气的我为了躲避烈日灼烧之苦，就跟父亲商量，问他：“打鱼算不算劳动？”他说：“当然算。”我就与当地的渔民联系，跟着他们上船打鱼。我对打鱼这项劳动乐此不疲，超过了父亲规定的劳动时间。捕鱼捉蟹带来的满足感，大锅炖的鱼非常好吃，至今都让我难以忘怀。

还有一点也是父亲容不得的，那就是说谎。父亲去世以后，弟妹曾问我印象中父亲和母亲谁更厉害。妹妹坚持认为母亲比父亲严厉，其实她是没见过父亲发怒。有一次，一个住在我家的孩子因为参加社会活动而影响了学习，自行把考试成绩由2分改成了4分。秘书发现此事后告诉了父亲，父亲让秘书到学校里调查。等调查属实后，父亲将他叫到房内，勃然大怒，大手往桌上一拍，桌上铜墨盒跳得老高。我当时就在旁边，吓得撒腿就跑，心想父亲是真生气了。

上海之行受用终身

1961年寒假，出于看病的需要，父亲带着全家去了上海。他曾对妈妈说过，之所以不想去广州，因为他是病号，会给正在那里开会的中央领导增添麻烦；二来上海是他出生入死工作多年的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上海，他要我们去“大世界”开开眼界，给我们讲什么是旧上海的花花世界，什么是冒险家的乐园；他带我们到上海大厦，看外滩全景，看黄浦江苏州河交汇，还带我们去了位于虹口的外婆家，要我们了解上海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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