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我和阿莉是出生在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陇东庆阳和革命圣地延安，从小在革命队伍里长大，过着艰苦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在两个阶级、###命运和前途的大决战中，父亲要求母亲马上参加土改工作队。那时我七岁，阿莉五岁，小瑞的年龄只有不到三岁，刚二十岁的小阿姨高佩莲带着我们三个。听高阿姨说，母亲走后，有人对她说：“高佩莲，你好大胆子，万一出了岔子，看你怎么向马部长（时任西北局组织部部长）交待？”一句话可把高阿姨吓住了。当时天天只有黑豆芊芊饭，小瑞又得了痢疾病，发烧拉痢疾不止。阿姨就用当地的土法：将红枣、馍馍烧成黑炭灰，吃下去，仍止不住拉肚子。她急了，托人给我们父亲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说你们两人高低要回来一人看管孩子，否则，万一出了事，我可负不了责任。她想不到父亲真的认真地回了她一封信。信里说：高佩莲同志，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为了革命胜利。孩子们虽是革命后代，但革命工作第一，土地改革第一，陕北和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第一，孙铭同志一定要参加土改工作，不能回去带孩子。你尽力了，孩子若死了，也不是你的责任。

从陇东到延安，再到北京，不论是实行供给制还是工资制，家里孩子多，除了自家七个，还有烈士子弟。新中国成立后，家里生活仍然紧张，我们兄弟姐妹穿的衣服、鞋子，总是不论男式女式，经常是改了又改，补了又补，大改小，肥改瘦，旧了也舍不得丢，穿烂为止。那时，为了节约生活费买书报，周末全家孩子常常从学校步行十几里路回家。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子女无一人在工作和生活待遇上，仰仗父母而享受特殊照顾。特别是一直在西安兵工厂工作的大女儿新如，看到这回父母总算来到自己身边了，可是谁也不相信，她没有沾上一点光，仍然住着她的两间小房，仍然没有调动工作，依然过着清贫的老百姓生活。

李先念说：“当劳动部长要少活十年”

父亲担任工作时间最长的是从1954年9月到1966年1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是共和国一届人大由毛主席亲自任命的部长。1954年11月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主席看见他，很高兴地问：“马文瑞同志，你来了，上任了吗？”他回答：“开完政协会就去上班。”毛主席风趣地说：“从今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都归你管。”那一年父亲四十二岁。

那时，父亲深感重任在肩，他调查研究确定劳动部门的职责任务，明确职责，理顺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工资、劳动力调配、劳动安全保护、社会就业和技工培训、锅炉安全检查等全都是关系到国民生计、千家万户的大事情。而这些工作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只能在实践中艰苦探索。为了担负起繁重的劳动工作任务，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父亲日日夜夜加班加点，组织准备全国全面的工资改革。早在1948年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中就提出了是“工资制度还是供给制度”的区别，预见取得全国政权以后要实行工资制。1951年7月刘少奇曾经指出：“工资问题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犹如土地问题对于农民一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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