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钧

我们亲切而敬爱的七妈——邓颖超1992年7月11日去世了。当日所公布的她1982年6月17日重抄并补充了两点内容的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专门谈到了“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们，勿以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必要的。”这段话，对我们兄妹来说，是那么熟悉，那么诚恳，那么语重心长。

从我们懂事起，几十年来，伯伯和七妈就教育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不能因与他们的关系而招摇，更不允许以此要求组织上照顾。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工作。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直到七妈逝世留下的遗言仍然是这样要求我们。现在两位老人已经去世多年，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有四人已经退休了，我们可以告慰两位老人的是：几十年来，我们遵循了您的教导，各人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勤恳工作，正直做人。

我们六人在成年之前，都曾或长或短地住在伯伯、七妈家。回到父母家后，也经常去看望他们，间或也在他们那里小住。因此，无论是从他们对我们的直接教导中，还是在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中，诸如他们对事务的处理原则和方式，待人接物的态度和方法，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和关怀，对一些现象的评论和看法等等，无形中都极大地影响着我们世界观的形成，思想方法和言论行为的规范。这么多年来，更有着一些在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典型事例，令我们永志不会忘记。这里所说的我们兄妹“参军史”便是记忆犹新，对我们的成长影响颇深的故事之一。

我们六兄弟姐妹中，有四人先后参了军，有的在部队工作了三十多年，有的只有几个月便离开了部队，情况截然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参军的事都曾受到伯伯和七妈的“干涉”。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干涉”，各自的“参军史”便出现了大相径庭的情况。

1961年初夏，我高中即将毕业，正在紧张地准备高考，一个星期六，姐姐回家对我说：“伯伯让我转告你，明天请你到他那去一趟。”伯伯“请”我去一趟？我带着疑惑的笑容看着她，她却一本正经地说：“他说要和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事？”姐姐一字一顿地回答：“未经授权，不便相告。”我觉得事情严重了，自不敢怠慢。

第二天，6月25日星期天，上午我到了西花厅。伯伯不在，我问七妈：“伯伯要和我谈什么事情？”七妈也不肯向我透露一个字，只说：“事情很重要，伯伯有事外出了，回来后他会自己和你谈。”

到午饭时间，伯伯才回来，于是谈话便在饭桌上进行了。

伯伯先问我：“打算考哪个学校？”

“清华无线电系。”

“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自认为问题不大。

突然，伯伯把话题一转，问我想不想参军。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想，我从小就想当兵！现在正在参加空军选拔飞行员的体检和考核。”

伯伯表情认真地问：“你为什么原来不对我说，我是前几天听你姐姐说才知道的。”

“我原来认为这是千里挑一的事，很难通过体检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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