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连

在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时时思念那些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浴血奋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更思念我的父亲伍修权。父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十二个年头，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总是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哥哥和妹妹

我们家一共六个孩子，其中两个有着不平常的经历。1941年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掀起###高潮，父亲要从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调回延安工作，当时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长途行程，交通工具有限，不允许带这么多孩子走，必须要留一个在兰州。大姐曼曼已经三岁，不仅会说话，还知道父母的名字，住在什么地方，如果留下来就比较危险；二姐望生才出生不久，留下来会给人家造成很大负担。考虑再三，父母还是决定把唯一的儿子老二天福留下来。当时甘肃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罗杨实叔叔提出可以交给他的母亲抚养。这样，哥哥就来到了罗家。罗爷爷是远近闻名的中医，原本生活比较安定。虽然罗叔叔没有明确说明这个孩子的父母是什么人，但是罗奶奶心里清楚，这个孩子的父亲一定是和自己儿子一样的人。从此，罗奶奶不顾个人安危带着哥哥，就像对自己的亲孙子一样精心呵护，关爱有加，为躲避敌人的盘查，有时不得不跑到乡下生活。不管再苦再难，罗奶奶也没有一丝怨言，这样哥哥在罗照顾下一直过了十年，直到全国解放后的1951年，罗奶奶把哥哥带到北京，哥哥才和我们团聚。这时罗叔叔也调到中央党校工作，从此伍、罗两家就比亲戚还亲，经常互相走动，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

妹妹延力也是因为父亲抗战结束后紧急调到东北工作，又是不可能带走的孩子。父母原准备把她送给当地老百姓照看，等有机会再来接她。但是跟随父亲多年的公务员吴树成伯伯说什么也不同意，说这是革命的后代，交给他带吧，只要他活着，孩子就不会有问题，他保证把孩子带到东北，完好地交给父亲。吴伯伯跟随部队，历经无数艰辛，长途跋涉，出生入死，终于把延力带到了沈阳。当父亲看到吴伯伯背上为保护延力不被敌机伤害、留下多处弹痕时，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是这个孩子的救命恩人啊！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调到北京工作，希望吴伯伯能留下来同我们一起生活，但是吴伯伯说什么也不肯，最后还是回到了河北老家。为此，父亲时常教育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在最困难时期给我们帮助，抚育了我们的亲人。父亲还要求姐姐经常给吴伯伯写信，父亲也会尽自己所能，在生活上给吴伯伯一些帮助；待延力长大，父亲也要求她要与吴伯伯常联系。每当父亲提起这段往事，都会深情地说，你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人民群众，你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回报人民，要努力工作啊。这使我们懂得自己并不只是父母的儿女，我们也是人民的儿女！

父亲在中联部

1958年父亲调到中联部工作，任副部长兼机关党委书记。1959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中联部机关食堂同各单位食堂一样，也想尽办法用各种树叶、植物发酵做成“人造肉”等，还想方设法粗粮细做，尽量把食堂的伙食做得可口、耐饥一点。我们原来都在家里吃饭，这时父亲要求我们都到食堂吃饭，每人按定量吃，教育我们要和大家同甘共苦渡过难关。父亲还对我们说，现在主席都不吃肉了，总理也不吃肉了，中央的高级领导人都要和大家一起渡过困难时期啊！他教育我们在学校除了要学习好，还要和同学们一起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同心同德渡过眼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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