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研究所经过紧张的几个月准备，1964年5月我就进到核试验场了，在烈日炎炎的戈壁滩上摸爬滚打。一天我正在一个工号忙碌，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喊我，我一抬头，看见一位戴上将军衔的人站在面前。旁边的人介绍说这是张爱萍副总长，我赶忙敬礼。他却拍着我的肩膀连连说：“壮了！壮了！”其实我以前根本没见过他，不知他怎么得出了这个结论。他问我来新疆这么久为什么不告诉我的父亲。我说不是你规定的执行这个任务，要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我没有结婚，没有妻子，父母也不能告诉。原来研究所决定我提前进场，我回家去对父母说要去执行任务，上哪去，干什么我都没说。父亲当然知道，因为当时中央还有个三人领导小组，由周恩来、贺龙和父亲负责，总指挥是聂荣臻，前线指挥官是张爱萍。这些情况我也不知道，也不能知道。难怪父亲一次在总参的会上开玩笑说我的儿子失踪了，张爱萍叔叔听说了，第一次进场就先去找我。

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试验圆满成功。但因为是第一次，尚无经验，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张爱萍叔叔决定把一线之外的人员特别是技术人员撤到六十公里外的白云山。我们被要求坐在山背后，背对着爆心，双手捂眼，头埋在两腿之间，心中默数六十下再回头看。临爆炸时全场一片寂静，我只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我数了两次六十下了，没有听到动静不敢动，直到听见有人喊“起来了，起来了！”才转过头来，这时烟云已经很高了。我们没有看到火球和闪光，十分遗憾。有此殊荣的只有我们光学测量室的孙主任，他一人经张爱萍叔叔特批，戴着深度墨镜，一只眼蒙上纱布保护起来，用另一只眼观看。万一烧伤了，还可以保存一只好眼。

我父亲原定在北京等消息，后因要去济南，和家里秘书定好暗语，如果成功就在电话上说：“老板，买卖做成了！”可是这样的消息也不是轻易能得到的。现场的我们一片欢呼，周总理在北京接张爱萍的电话，一再询问成功了吗，是核爆还是化学爆炸。为了慎重，张爱萍叔叔把专家们集中在指挥所的大帐篷里，让大家发表意见。我事先做了一个简易量角器，在现场找了几位同事，合作测出了一条烟云随时间上升的曲线，和理论计算的曲线对比，结果是实际测量的曲线夹在一万吨和两万吨理论曲线之间，曲线相当光滑、漂亮。据此我给出了这次试验的数据：一点五万吨n当量，和美国人扔在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相当。我的研究室主任乔登江同志，把我叫进帐篷向张爱萍叔叔汇报了，把这也作为一个证据，汇合了多方面的情况，特别是试验场回收的一些速测数据，最后证实确实是一次真正的核爆炸。张爱萍叔叔郑重其事地向等在电话机旁的总理汇报了这一特大喜讯。总理放下电话就去了主席那里，然后陪同主席等领导人前往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演出《东方红》的全体演职人员。最后照相合影的时候，主席用他那浓重的湘音向总理说：“总理呀，为什么不把那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呀！”总理笑了说，我怕他们把人民大会堂舞台的地板跳塌了。合影完毕，总理来到麦克风前说：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你们可以鼓掌、可以叫，就是不能跳，别把地板跳塌了！可是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早把总理的告诫丢在了脑后，拼命地叫、拼命地跳。不久，天安门广场上也沸腾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广场上散发号外，那一天，全中国人民都沉浸在巨大的欢乐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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