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无法使父亲低头的林彪、邱会作一伙把我们一家（包括我的父亲、母亲，我和弟弟。那时我二十岁，刚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病退回京，待重新分配工作；弟弟十五岁。）遣送到贵州省龙里县的一个山沟里（当年那里是总后的一个兵站）关押起来，准备以后伺机处置。我们一家从此直到1972年5月底，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多被软禁的生活。

在政治上继续给父亲重压是专案组布置给兵站的主要任务。专案组也没有忘记李聚奎，他们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继续用逼供信的方法让他承认那些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最后一次审讯，专案组为让父亲按他们预先写好的稿子“写”自传，对父亲实施了严酷的体罚，但父亲坚决不按他们捏造的东西写。最后，气急败坏的专案组组长一把夺过父亲手中使用了二十多年的钢笔，狠狠地摔到地上，笔尖摔折了……他想不明白：眼前这个生死都捏在自己手心里的老头怎么会这么硬。是的，他这种趋炎附势的小人是无法理解一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父亲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察觉到，这份“自传”是林彪、邱会作要给他作结论、把他置于死地并牵连更多群众所需要的重要假材料之一，而他是一个坚持实事求是的人，不是事实决不会承认。更重要的是父亲知道自己对历史、社会和人民应负的责任。制造假材料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了，专案组人员只得又一次悻悻而去。

为了磨损父亲的意志，兵站有关人员在专案组的授意下除了在政治上给他施加压力外，在生活上也不断给他出难题，人为地制造困难。而父亲和母亲都是久经战火考验的老革命了，他们对政治迫害顽强抗争，对各种生活困难积极克服、从容处置，并鼓励和带领我和弟弟自己动手，多想办法，勇敢地面对现实。母亲更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据理力争，不断为全家人争取活下去的基本权利。母亲的党性、原则性很强，她性格开朗、坚强，思想活跃，办法颇多，总能想出很巧妙的办法解决难办的事。母亲的言行增强了全家人坚持下去的信心。我们这些孩子们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学会了用积极、勇敢的态度对待政治上的磨难以及生活上的困难和艰辛，学会了在逆境中的思考、生活和斗争。

被专政的日子由于艰难而显得漫长，但父亲并没有消沉，他用自己一贯的态度对待生活：坚强、不虚度。每天早晨和傍晚他都要做一遍自己编排的徒手操；上午有固定的读书时间，下午来了报纸，他要仔细地看一遍，这基本上是他当时了解时事和国家情况的唯一来源。接下来他会在家门口十来平方米的一小块平地上散散步、扫扫地或做些其他家务。后来时间长了，保卫干事对他的监视有所松懈，他就常沿着屋后的小路，一直走到屋旁西边的小山上，有时还会拖回因保养电线被砍下的树枝，回家劈成小劈柴。这下还真解决了家里炉子生火的大问题。

当时买煤和柴都要报兵站预定，由兵站从贵阳拉回。为了整治父亲，每次我家报了要买煤和柴，他们都故意借口没有顺便车拖很长时间，有时一拖就是近两个月。在燃料告罄的时候，母亲就到食堂烧开水的小锅炉棚捡煤核拿回家烧，我要替她去，她不让，说：“你在家里什么活都可以做，但出去捡煤核这种活小姑娘不适合干，我老太太去就行了。”小锅炉由一个小战士负责烧水，母亲常在捡煤核时跟他说说话。开始，小战士慑于“纪律”不敢答话，时间长了，他被母亲的真诚打动，在旁边没有其他人时，很高兴和这位慈祥的老妈妈聊天。他看到这样一家老革命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年老体弱还要为生活操劳，很同情，就常在锅炉里的煤还没有烧透时撤火，再用水浇灭，让母亲比较容易地把煤核捡够。老两口就这样解决了燃料断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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