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信中要我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他说：“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同时，为了使我了解国内外形势，把学习理论和学习时事结合起来，他在信中建议我每天看《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还要我多看中国近代史和世界革命史方面的书籍，并且详细地教我怎样才能找到这些书。

1971年4月，我获准到江西探望爸爸，父女俩谈得最多的仍是读书学习的话题。一天晚饭后，爸爸把我叫到身边，送了我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让我几天里通读一遍，到时候他会提出问题“考”我。探亲的二十多天里，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和爸爸一起读书中度过的。

第二封信是父亲1973年8月从北京的家中寄给我的。当时爸爸已近古稀之年，但学习劲头丝毫未减。他在信上告诉我，他邀请在京的一些家庭成员，包括妈妈和小姨、姐姐、妹妹等人组织一个家庭学习小组，计划用两年时间把《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若干著作再精读一遍，希望我也参加。首先学的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学习方法是每人分头，然后每周日上午六时半到九时半集中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爸爸在信中还交代了第一次要学的页码，并嘱咐我：先通看一遍，再重点细读哪几页，有一点疑问都要记下来，等集中学习时提出讨论。

听人说，新中国成立后每次填写个人履历时，爸爸在学历一栏中还总是填“小学毕业”。他说，在学习上，自己永远是个小学生。

爸爸支持我“弃政从教”

如今每逢过年过节，我都会收到学生寄来的贺卡或是打来的问候电话，即便退了休，还有不少学生来看我，把我当成朋友，有的学生结婚时还请我当证婚人。每到这时，我都会想起，当年我选择放弃国家机关干部的岗位，重新站回讲台前，爸爸“举双手赞成”。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事部，后来又被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抽调到广电部搞整党工作。当时，教师社会地位还比较低、待遇也比较差，师范学校招生困难，整个教育系统都非常缺教师。爸爸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专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为给社会起带头作用，爸爸曾经跟他的秘书说：“伟华是师范毕业的，应该回到教育战线去。”爸爸的这个想法也通过秘书透露给我。当时恰巧我也面临着内心的抉择：究竟是继续留在国家机关当干部，还是重新回到曾经熟悉的讲台，再续那份师生情谊？考虑再三，我终于决定完成这一“角色转换”，回家把这一选择告诉爸爸时，他高兴地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

回到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工作一段时间后，爸爸把我叫到身边，详细地问我学校的情况怎么样？工作干得好不好？还一再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

两个核桃和评弹伴他生命最后旅程

爸爸七十多岁的时候，医生建议他多活动活动关节。当时我还在辛营公社工作，那里盛产核桃，每年放假我都会带些回家。爸爸就想到，能不能找两个核桃来活动手部关节？我回去跟公社的老乡一说，他们就从核桃里一挑再挑，选出两个特别匀的、个头大的送给爸爸。

从那以后，这两个核桃就放在爸爸的沙发旁边，听评弹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还有秘书给他读文件、读报纸的时候，他手里都转动着核桃，最后都磨得发亮了。爸爸也越来越喜欢它们，常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党的十四大以后，爸爸过着退休的安静生活。在这段日子里，评弹和书法成了他最好的“伙伴”。爸爸的老家是上海青浦，从小就和评弹结下不解之缘。由于闹革命、工作忙，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听，1959年养病期间才又重新听起来。工作劳累了，听听评弹，能使他得到放松和休息；身体不适了，听听评弹能使他忘记病痛。后来，爸爸病重住院时，那台老式录音机一直放在床边。每当我去医院看他，听到病房里传出一声声婉转轻舒的琵琶声，就知道他此刻是安详的、舒服的。

爸爸非常喜欢写毛笔字。他曾告诉妈妈，上小学时，每天晨起先练大字，然后再去上学。后来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当学徒，也是每天早晨先写一阵毛笔字，然后再到店里。到了老年，写毛笔字则成为他娱乐和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

我珍藏着爸爸写给我的每一张条幅，时至今日，每当展开它们，看到那潇洒飘逸中透着刚劲的墨迹时，都仿佛清晰地看到他站在桌前悬腕挥毫的专注神情。

陈伟华简历

陈云之女。1947年出生，中###员，中学高级教师。1966年于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辛营公社，先后在三渡河中学、辛营中学任教师。1978年3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曾在国家人事部干部局、政策法规司、考核奖惩司工作，后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任历史教师，曾任北京市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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