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父亲一贯要求子女做普通劳动者，要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父亲说：“干部子弟没有特权、没有特殊待遇，不要炫耀自己的父母是干什么的，要夹着尾巴做人。”平时对我们子女要求很严格，不准坐他的汽车，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洗衣、做饭、踏缝纫机都是在他的这种要求下逐步学会的。记得我上幼儿园时，假期在家里吃饭，吃饱后碗里还剩了口饭菜，父亲让我吃完，我不肯。他就跟我讲：“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讲农民种粮食不容易的道理。可我眼泪汪汪的，就是不肯吃。父亲火了拍着桌子逼我吃，我磨蹭了半天，拗不过父亲，最后不得不吃光了碗里的饭菜。从此我养成习惯，碗里的饭菜一定吃干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暑假，全家去黄山休假。父亲让我和他的侄子宋志真先去黄山附近的农村劳动和搞社会调查。我头一次到山区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切都很新鲜。每天清晨，太阳刚映红山顶，我和志真就已经和农民一起喝完菜糊糊粥，背上竹篓，在竹篓里放上一竹筒水和干粮，拿着锄头，要翻过一个山梁去山腰间的玉米地里锄草。一路上听着山脚下水稻田哗哗的流水声和小鸟们欢快、悦耳的鸣叫声。随着太阳的升高，山岭渐渐明亮起来。虽然我们爬山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可心里却痛快极了。到了地头，坐下喝口水，休息一会儿就干活。中午找两根小树枝做筷子，夹着咸菜就饼吃，吃得格外的香。喝点水再锄草，直到太阳落山时才收工回家。沿途再割点羊草放在竹篓里。晚饭喝点菜糊糊，然后出门去作社会调查，和农民聊天，或在煤油灯下写暑假作业。几天下来腰酸背痛的，使我对农民的艰辛深有体会，同时进一步看清了我国六十年代农村的形势。约两周后，我们回到家人身边，向父亲汇报我们的收获和体会。然后，我们全家一起爬黄山。这个暑假，父亲让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

在北京，我家门口有一块荒地，平时父亲利用休息时间，带领全家开荒种地，清石块、松土、施肥、种菜、种果树，从小培养我们爱劳动的习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我们还真得到了“自留地”的补贴。

平时，父亲的警卫员、司机等和我们家里人一起吃饭，粮食不够吃，我们就棒子面和着胡萝卜缨、野菜蒸着吃。父亲平时就为我们做出了表率：衣服破了补补再穿，房屋坏了修修再住，家具旧了能用绝不扔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姐姐的大儿子顾振安在部队表现不错，准备提干。当部队领导知道顾振安和我父亲的关系后，要求他走父亲的后门，为单位寻台彩色电视机（当时很难买到）。顾振安只好跟我父亲说了，父亲说：“我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只能为党和人民办事，不能谋私利，你们单位也不能走我这个后门。”结果，顾振安不仅没有提干，还不久就复员了。我们子女从来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从没有依靠父母的关系，为自己谋个好出路。

然而，父亲对于有困难的同志，他总是热情关照的。比如司机肖焕荣有了孩子，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他家里生活拮据，我父母就每月拿自己的工资资助他二十元，我家里有什么吃的就让他带些回家，肖焕荣心里热乎乎的。工作人员与家里人一起吃饭，开始不收伙食费，在工作人员的强烈要求下，才象征性地收一点，凡是在我家工作的工作人员与我父母的感情都很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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