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同志，他重情重义

父亲与我们四个子女呆在一起的时候并不长，起先是因为解放后公事繁忙，后来是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软禁在山区里，而我们流离失所。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忆起父亲最后那段日子便会流泪，说他的心里一直记挂着同志们。其实无需多说，我知道父亲就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

在他那叱咤风云、豪迈豁达的外在风貌的里层，有着一颗热得滚烫的心。这颗心十分博大，装着他热爱着的所有的人；这颗心又细得像针尖，体察得非常细微。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当他与所热爱的这一切隔绝的时候，这种情意就更浓烈、更深沉了。

母亲后来回忆，自从和周总理断了联系以后，他谈起总理的时候便更多了。多少次，他怀着崇敬和爱戴的深情谈起周总理对他的关怀和教育，在他心里，他就是把总理看作是他革命的引路人。

1927年，在南昌起义的前夕，父亲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两人一见如故，倾心而谈。就是在周恩来同志启发下，父亲把枪连同自己一起交给了革命，毅然参加南昌起义，投身于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斗争。从那时起，周总理对他的关怀，与年俱增。当钻进党内的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风刀霜剑逼来的时候，周总理又挺身而出保护!在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里，父亲慢慢对总理的深切怀念里，又添上了担心。报纸一来，便抢先翻看，看不到总理的消息，他的心情就不好；直到再看到总理活动的报道，他的眉头才能舒展。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他逝世之前。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他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报纸上一报道什么大的活动，他就戴上老花眼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上就挂上了笑容。发现那个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怕是又叫他们关起来了!”然后，他就会对母亲说起这个人在战争年月的往事。每当这时候，他的眼睛微眯着，专注地盯着名单，话音里透出了深深的依恋和怀念。而且，几乎每一次总要加上一句：“要是能出去，替他说上句把话就好了!”整整两年半的时间，父亲在这样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中度过。在他的心窝里，对同志、对战友的爱像浪涛一样汹涌翻滚。甚至在被软禁的一天夜里，听到了雨声，他都会嘱咐母亲让哨兵呆在走廊中，直至确定哨兵未淋着雨，这才安然入睡。

作为“贺龙”，他是关怀身边所有孩子的好父亲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父亲历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等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事实上，一直到“文革”，我才知道父亲的职务到底是什么，这官衔究竟有多大。对我而言，“贺龙”这个名字，代表了“父亲”的含义。而“贺龙”留给我的精神财富，又超越了一个普通父亲所能做的。

在延安，有个干部，级别很高，生孩子太多，养不起了，他就想办法要送到老乡家。结果无意中被父亲碰上，只好直说。父亲说，你们家里有困难，跟我说呀，怎么能送走呢。直到如今还有人说，当初要不是你父亲，我姐姐就没了。他事无巨细，连跟着他很多年的警卫员都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推荐到学校学习去了，现在都是高级退休将领了。看谁的鞋破了，父亲就把自己的皮鞋送给人家。不管大事小事，人们都说找贺老总吧，找他准有结果，不会说找他白找，都给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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