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那么高兴，那是为了新中国的成立而发自内心的歌唱。

为理想而革命，为工作而生存

长大后，我时常在想，我爸爸这一生确实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他十六岁就到了莫斯科接受共产主义的教育，共产主义理想支撑着他的革命工作，造就了他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的性格。

尽管和爸爸相处的时间不长，但在我幼年的记忆里，父亲勤于工作这件事很早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刚到延安时，有一次，爸爸带我到杨家岭看戏。那时我刚回到爸爸身边，爸爸特别高兴，坐在吉普车里还要抱着我。回来的时候，他也抱着我。可很快，他就开始跟旁边的同志谈工作，也不理我了。我从他身边滑下来，躺在那儿心想，这个爸爸怎么这样，居然不管我。等车到了家，他喊我下车，我就装睡不理他，准备给他点惩罚。没想到，他一点愧疚之情也没有，叫来警卫员把我扛回家去，自己转身忙工作去了。惩罚没有效果，等警卫员把我放到床上，我就立刻蹦出去玩了。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我有一个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爸爸。

记得住在景山东街那时，我特别爱看书。当时看的书现在还记得，都是一些教育我们向英雄学习的书，像《新儿女英雄传》、《卓娅与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一次，我得到了一本《上饶集中营》，就靠在客厅的帆布躺椅上看起来，看得非常入神，连爸爸回家也没发现。爸爸当时就站在我旁边，问我看什么书呢，我给他看了书名，并说这本书特别好，书里的人物都是英雄，他们面对严刑拷打都无所畏惧。说到这里，我忽然问：“爸爸，你坐过牢没有？”爸爸笑了笑说：“坐过。”“那你叛变了吗？”爸爸哭笑不得地反问：“怎么能叛变？那可是为了党的事业。”爸爸说得那么自然，因为这种信念早已在他心中扎根。然后，他给我大致讲了他两次被捕受刑的经过，其中在上海龙华监狱受电刑时，把后背烧了一个大窟窿，一直都留着伤疤。就是这次电刑，给爸爸的心脏留下了创伤。

1949年11月底，由于病情日渐严重，经中共中央批准，爸爸启程赴苏联治病。1950年5月，结束疗养的爸爸回到北京，便立刻投入到工作中。当时毛主席给他的批示是每日工作不得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但爸爸是个一旦工作便处于高度亢奋状态的人，根本不记得自己是个病号，经常工作到深夜。就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后不久，1950年10月27日，爸爸突然地离开了我们，让我们所有人猝不及防。之前几天，爸爸白天工作，晚上开会。倒下去的那个晚上，他还拿着朝鲜地图在研究。苏联医疗队还没赶到北京，46岁的爸爸已经去了，原因是脑溢血。后来，我们看到了1949年爸爸到苏联治病时的入院诊断单，上面写着：“患者，任弼时，1949年12月9日送入本院。入院诊断为：顽固性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脑血管硬化，肾硬化，心血管硬化，心脏主动脉粥样硬化，中枢神经系统出现早期组织性变化，左脑发现部分损伤，一级心衰，糖尿病……”每每看到这些字，想起父亲早就知道自己的病情，还总是说：“就是因为知道自己病情严重，才要抓紧时间多做点工作。”我的心都会纠结地疼痛。叶剑英元帅在爸爸去世之后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我想，这张病历或许就是一张证明吧。

任远征简历

任弼时之女。1936年8月出生于四川省阿坝地区（长征路上）。

1946年延安抗小

1948年春，荣臻小学（即八一小学前身）

1950年北京师大女附中

1960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留校任预备助教。1963年起先后在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二十三所、冶金部钢铁研究所、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监察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1998年至今任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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