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双重身份，当时在北伐军中已任团政治教官，与团长关系良好，月入过百大洋。一边是随时会掉脑袋和一个看不见胜利的理想，一边是可能的升官发财和生活舒适。然而对于一个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生长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从小饱受欺凌压迫的农民的儿子，革命绝不是一句口号，像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一样，父亲选择了为穷苦人求解放的事业。

他谢绝了团长的挽留，1927年10月毅然离开国民党军队，冒着生命危险到武汉找到党组织。他被派回家乡永兴工作。途中听到给他接上组织关系的刘镇一、朱国中同志不久被抓被杀了，他忍住悲痛回乡了。

在永兴他联系革命同志，参加组织湘南暴动。1928年1月，上了井冈山，后又带队回湘南打游击，结果失败了。队伍被打散了，参加暴动的大多数人都牺牲了，天天可听到自己同志被杀的消息。他躲在家乡的山上，全靠哥嫂送饭、放哨，以分秒之差躲过了挨户团的搜查。由于永兴的党组织全被破坏，又断了组织关系，他再一次辗转去上海找党组织。

1928年10月底千辛万苦到了上海找不到党，他一直在上海滞留了两个多月，困难得断粮断宿，冒着被抓的危险，在街头游荡。1929年1月在觉得走投无路时，遇见了曾希圣，接上了组织关系。他受命又在白区工作一年，历尽艰辛于1930年初才回到红军队伍中。

这期间，他曾面对屠杀湘南暴动的刽子手当场追问黄克诚的下落，因不熟没认出来他就是黄克诚，侥幸逃过一劫。也曾在街上遇到搜捕他的特务，靠他的机警和友人的帮助得以逃脱。

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段鲜血淋漓的历史，已涤净了他对于个人的意识，出于对历史的觉悟，在以后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舍生忘死地追随共产党和红军，为劳苦大众的解放和中国的独立富强而献身。

“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

父亲最可贵的品质就在于他是一个用自己的大脑思索的人，从不盲从，从不见风使航。从湘南暴动反对大杀大烧起，他不断地在工作中提出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说他“上至中央，下至支部，没有不提意见的”，而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父亲提意见的出发点和归宿。

从到三军团后，他反对打中心城市，反对杀“ab团”，中间被批判撤职差点丢了命，到长征时因提意见又被撤职，在苏北抵制“抢救运动”，到东北反对守四平，父亲从未关心过个人的生死荣辱。他说：“人都有局限性，一个人的意见也许不正确，但形成了想法不在讨论中提出来，恐怕就更不对。”

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他没有上山开会，后来通知他开会，是要他去批彭德怀。他意识到会议上分歧严重，彭德怀可能挨批。他上山看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认为彭德怀的基本意见是对的，有的地方写的不妥，但事关党和国家命运和人民的利益，仍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父亲等人还是器重的，认为父亲是能“独当一面的好干部”，否则不会让他当总参谋长。在庐山会议中毛泽东特别找他和周小舟、李锐、周惠几个人谈话，想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希望他们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在这个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时刻，一贯敬重毛泽东的父亲仍然实事求是地一条一条地反驳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不肯落井下石批判彭德怀。父亲说：“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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