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知道我有许多毛病，就特别关注我。每逢星期六、星期天回家总是把我说得不高兴，甚至有时把我说哭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身上的毛病还很多，要接受思想改造。”1951年我党员预备期满，人民大学系党支部要讨论我的转正问题。我想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不会有什么问题。

父亲知道党支部要讨论我的转正，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说我没有达到党员标准，不同意转正。还说不管什么人入党，都要坚持党员标准，应严格要求。党支部大会上当我听到取消我的预备党员资格时，我的头“嗡”的一声，这是我明白世界上的事情以来，心灵上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震惊。党支部把我父亲的意见转告了我，我那时的思想乱极了，心想：“对我太严格了，为什么要这样要求我？”经过这一次思想上的巨大震动后，我认真地思索了一些问题，检查了自己的毛病，似乎也成熟了一些，各方面都有长进。父亲看到了女儿的这些进步也感到欣慰，有时也给我些鼓励。

父亲鼓励我下放到边疆

1958年，我当时在国家计委机关工作，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要求，国家计委进行了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动员。我回家把这个情况告诉爸爸。爸爸说：“你们那里动员了，好。社会主义建设要全盘考虑，边疆生活比较苦，那里缺干部，需要人。所以我们要把那些思想好、身体好、有工作能力的同志派下去，把边疆建设好。”爸爸问我：“你是怎么考虑的？”因为当时我并没有考虑要下去，爸爸这一问，我只好说：“我怎么考虑，我考虑下放挺好呗。”这时爸爸亮明了他的观点：“那么，你看你能不能下去？”爸爸是动真的了，我还真得好好考虑考虑，所以没有在爸爸面前立刻表态。

回到机关以后，看到许多同志纷纷报名，我也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坐不住了，我想别人能下去，我为什么不能下去？我报名了。回到家里，我把报名的情况告诉了爸爸。他亲切地对我说：“你下去，我支持。你嘛，就应该下去锻炼锻炼。过去你出去了几次，也跟我谈了很多，浮光掠影，实质性的问题了解得还少，现在下去也不过是换个机关——慢慢来吧。”

我听出爸爸的话，是对我这次下去能不能真正得到锻炼，能不能在实践中有较大进步，还是有不少担心的。不过，这倒更使我坚定信心，非下去不可。领导上经过研究，同意了我的要求，决定把我下放到内蒙古。7月，我告别了家人，到了内蒙古，分配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业处。单位给了我两间土坯房，一日三餐全家都在机关集体大食堂吃。我尽力把本职工作做好，完成领导交给的工作。

1960年7月，我参加了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调查组，到基层搞经济调查。我们逆黄河而上，穿过被称为“内蒙古粮仓”的河套平原，来到巴彦高勒，这个本来生产大米的地区，因为盐碱化的程度越来越厉害，庄稼长得特别差。从巴彦高勒到乌达（现在的乌海市），这里煤的蕴藏量非常丰富。但是，这里的生产设备简单落后，劳动条件十分差，工人生活也苦。我们调查的最后一站是吉兰泰盐场。那里没有铁路，只有一条简易路。这是一个天然盐场，有取之不尽的盐源，只是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个多月的调查结束了，我只觉得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问题要问，这时候，特别盼望能见到爸爸。恰好，这次调查结束后给了我们短期休假，我迫不及待地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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