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我的殷切期望

在战争年代，目睹了许多孤儿的悲惨遭遇后，我萌发了报考教育专业的念头。特别是当我观看了记录苏联人民教育家马卡连柯辉煌成就的影片后，立下了坚定志向。

1953年，我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回国参加工作。刚回到祖国，我的第一个孩子就出生了。两个月的产假刚满，爹爹就催促我去上班。我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工作。由于教学经验不足，我在工作中遇到许多困难。爹爹充满关爱地对我说：“我们都是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也要互相帮助嘛！孩子就放在我这里，你安心地去工作好啦！”

爹爹曾不止一次对我说：“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正是爹爹的鼓励和严格要求，注定了我勤勉重教的一生。每当我看到学生们带着知识，走上祖国的建设岗位，我感到非常欣慰，也从事业的进取中得到人生最大的快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已是古稀之年的爹爹退居二线。他带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二十多年中，除台湾、西藏、宁夏外，他几乎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从骄阳似火的海南岛，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从风沙扑面的茫茫草原，到青山绿水的锦绣江南；在炉火熊熊的炼钢炉旁，在钻机隆隆的采煤巷道，在大庆油田的井架边，在大寨布满梯田的山冈上，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山间课堂，在鄂温克族牧民的帐篷里……到处都留下他的朴实的身影和爽朗的笑声。每次视察回来，爹爹都认真给中央写调查报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爹爹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从不居功自傲，真心实意地做人民的公仆。特别是到了晚年，爹爹更加珍惜时间，力争为党多做些工作。有的伯伯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我能做的事就应该努力去做，这样可以分担毛主席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1975年1月，爹爹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用以鞭策自己，激励后人。

爹爹一生行伍，具有严格的时间观念。他常说：“国家不论大小，我们都要尊重，在外交礼节上，绝对来不得半点闪失！”1976年6月21日，爹爹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他像往常一样提前二十多分钟等候在会见大厅。因为会见时间推迟，爹爹没有得到通知，在开放冷气的房间里等候了近一个小时。九十高龄的爹爹由此引发感冒，又转为并发症，仅仅两周时间，就离开了我们。

1986年，我离休了。怎样过好晚年生活，继续发挥余热？一天，康妈妈和我聊天时谈道：“这几年部队整编，有大批的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回到地方。这些复转军人为保卫祖国无私地奉献了青春年华，回到地方后，怎样才能更快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康妈妈的一席话使我很受启发。我与几位老同志商量，决定创办一所军地两用人才学校。

办学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没有启动资金，没有办公设备，没有教师……十几年中，我又因乳腺癌和股骨头骨折置换，接受了两次大的手术；因糖尿病形成白内障，使我的眼睛近乎失明。但是为了继承爹爹的遗志，继续教书育人，我与老伴儿刘铮，联合几位老同志白手起家，自己凑钱、凑桌椅板凳，四处聘请教师，寻找校舍与教学设备，经过不懈的努力，学校真的办起来了。我们不仅创办了针对不同层次、多学科、有完整教学体制的学院，还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二十多所分校和辅导站。十多年来，学院培养了八万多名合格的毕业生。这些学员既有当兵的素质，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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