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勤

父亲走了，在2005年1月8日那个寒冷的早上……

与父亲最后告别的那天，我站在母亲身旁，###总书记握着她的手说：“宋老功勋卓著，德高望重，英名永存。”

2009年7月11日，是父亲诞辰百周年日，面对文献片《宋任穷》导演的提问，我说：“我是长女，父亲对我要求一直很严格，我的感受是：父亲更多是属于党的。”

年少时觉得父亲离我很远

抗日战争百团大战时，我出生在一二九师野战医院。刚出生一个月就被抱着或放在扁担的一个筐里由战士挑着，随部队下太行山向河北平原进发。婴幼儿时的我，不知战事紧张，不论是行军途中还是过封锁线时，饿了尿了就哇哇哭，战士们笑称我是“小汉奸”。幸好没有因此暴露目标，没给部队造成损失。可是形势严峻、战事频频，尽管母亲越带越舍不得，但在父亲的劝说下，在我五个月的时候，还是不得不把我送到老乡家寄养。直到四岁才被父亲派人接回，后送到保育院生活，随着部队四处转移。

我原名宋小琴，后来去荣臻小学（北京八一学校前身）读书，听到大人的口头禅是“乱弹琴”，便自己做主把名字改为宋勤。后来才知道，我的本名源于父亲的本名宋韵琴。

小学六年结束后，我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后为北京实验中学）读书。在父亲没有调来北京工作之前，我和妹妹宋小平一直住校，过集体生活。节假日时，我们曾经到陈赓、张际春、刘志坚等各位伯伯家住过。那时，我不知道父亲在哪里，觉得他离我很远。

在上初中时，记得有一次，父亲来北京开会，抽空儿到学校来看我。接到学校通知，我跑到传达室，看见父亲坐在传达室的一张木条凳上，正耐心地等着我。之后，我们随便说些学校的事情、家里的情况，父亲还拿来了弟弟妹妹的照片给我看，并让我到中南海西楼住几天。可小时候的我更喜欢学校，就没有答应他。

1954年12月，父亲调来北京工作，我仍然住在学校，直到学校做出硬性规定：北京有家的学生必须回家住。习惯集体生活的我才极不情愿地回到家里住了。但在一段时间里，父母要求我除了节假日在家吃饭外，早中晚三餐都要到学校食堂吃饭，目的是为了教育我“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说实话，当时我并不知道父亲任什么职务，是多大的官，同学之间不打听这些，都努力学习，争当三好学生。

1959年，我完成了中学六年的学业，学习成绩优秀。本来我和一些同学是要留学苏联的，体检、政审都通过了，可是父亲不让我去（多年后才知道是因为苏联与中国关系发生了变化的原因）。上什么学校、学什么，我有些茫然。1959年5月1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见到了周恩来总理。我敬重周伯伯，愿意听他的意见。我就跟周伯伯说：“今年夏天我毕业，您给我推荐一所大学好吗？”周伯伯问我：“你想上什么方面的学校呢？”我记得父亲对我说过：尖端的科学技术最早用于军事的比较多，就说“军事学校”。“那你可以上陈赓伯伯的哈军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呀。”我不假思索地说：“哈军工不收女生。”

同年8月1日，我在“八一”建军节劳动人民文化宫游园会上见到陈赓伯伯，他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小鬼，给我向总理告状。我告诉你啊，哈军工今年开始招收女生了。”就这样，我穿上军装，成为哈军工接收的第一批高中毕业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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