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看到中联部的一些干部由于营养不良出现浮肿和疾病，很是不安。他召集有关同志开会商量，参照其他单位的经验，亲自动员大家，响应中央号召，勤俭节约，搞好生产，改善生活，渡过难关。机关成立了劳动生产办公室，他帮助解决开展生产的启动资金和生产人员不足的困难。当他了解到一些生产人员在口粮不足、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坚持生产的动人事例时，很感动地说：他们实在太辛苦了，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每天多给他们发二两补助粮，每月多给一份农副产品。在生产一线的同志们知道部领导的关心后也很受鼓舞，大家的劳动热情更高了。中联部的专业生产队和生产基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结出硕果，改善了同志们的生活，得到部领导和全体干部职工一致赞扬。

这段时间中联部不仅在郊区建立了生产基地，还把机关大院的空地利用起来。我们家就住在中联部里，我们家周边空地也被利用起来养了鸡、猪，种上了蔬菜。屋外不仅常常有鸡鸣、猪叫声，还有马车声和马达声不绝于耳；为了蔬菜能长得更好，大家还挑来了粪肥浇菜，这样粪便和发酵饲料的气味直接就散发到我家。工作人员都觉得太影响我们家的正常生活了，很过意不去，但是我们家的人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高兴的话。一天生产办公室的领导见到父亲说：真是对不起，你看我们在你家附近种地，饲养家禽，可能影响了你们生活。但一时又解决不了，请部长谅解。父亲马上笑着说：没有关系，这是特殊情况，搞好生产是大事，我这里你们不用顾虑。他还津津乐道地讲起了延安大生产运动，南泥湾开荒种地的故事。这些本来带着愧疚之情的同志们被父亲这种顾大局的品德深深感动了，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也为改善机关干部职工的生活作出了更多贡献。

父亲是个很谦和、很为别人着想的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单位住房都很紧张，中联部有几位干部的住房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办公厅只得找到父亲，同他商量，看能不能从我们家的住房中调出两间。父亲非常痛快地说，没有问题，你们安排吧。回到家，父亲立即嘱咐腾出一层的两间带卫生间的房子交给单位分配。这样，有两位同志一直同我们住在一起。其中一位是烈士子女，她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对国内生活有些不适应，刚搬进来觉得很不自在。父亲对我们说，她的父亲是为革命牺牲的，我们理应给她更多的关心和帮助。父亲有时会关心地问她生活工作情况，有时还会请她在我们家吃个饭。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见到她，也会和她交流交流。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也像朋友一样了，她把这里当成家了，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她才搬走。

父亲因为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对国内的情况了解不是太多，只是从中央的文件中了解政府在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方针政策。1963年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一个深入基层了解国内农村实际情况的好机会。这时我党在国际共运中同以苏联为首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政党产生了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父亲工作十分繁忙。但是父亲还是不愿意错过这个时机。在父亲一再向中央提出申请后，终于得到批准，1965年10月开始了他在安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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