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

可以说，我的生命是伴随着爹爹朱德革命的脚步一路走来。当我们伟大的祖国即将迎来新中国六十周年华诞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位八十三岁的高龄老人了。岁月的流逝，身体的衰老，许多往事都淡出我的记忆，但爹爹的音容笑貌却始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的谆谆教导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他是女儿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我14岁时才第一次见到爹爹，他是那样敦厚慈祥

1926年4月，我出生在莫斯科。那年，爹爹正好四十岁，为了纪念他四十岁得一女儿，特地给我起了“四旬”这个乳名。不久，爹爹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从此，走上了艰苦漫长的武装革命的征程。1927年的夏天，我的姨妈万里迢迢从四川成都赶到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从母亲手中接过刚满一岁正在患病的我。

从我记事起，身边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直到1940年10月，周恩来伯伯派人把我从成都老家接到延安。那天，我们乘坐的马车来到杨家岭的山坡下，只见一位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的中年男人，匆匆跑下山坡。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伸出一双大手把我抱了下来。原来，他就是我日思夜想的爹爹！

坐在窑洞暖烘烘的土炕上，我才仔细端详爹爹的模样。他是个大胡子，浓黑的眉毛、坚毅的眼神、宽宽的鼻翼、向后微微收紧的嘴角，很是威严英武。可是与他交谈起来，他又是那样慈祥可亲。爹爹有许多军务在身，不能整天陪着我，只有晚上能坐在炕上和我说一会儿话。他数落着我婴儿时的趣事，还饶有兴致地问了我在成都老家的生活。

真没想到，来到延安仅两个月，和爹爹在一起的时间总共没有几天，我将又一次告别爹爹，踏上通往异国他乡的求学之路。

从气候宜人的四川盆地，来到寒风刺骨的莫斯科大平原，我幼年时落下的哮喘病又发作了。在国际儿童院生活了四个月，我就与二十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一起，到明斯克参加夏令营疗养。就在到达宿营地的当天夜里，苏德战争爆发了。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坦克把明斯克紧紧地包围了。我们不幸落入德国侵略者的魔掌。陪伴我的是痛苦深重的地狱生活。在斯大林保卫战胜利的那天，我又成了希特勒“卐”字旗下的一名小囚徒，被关进德国集中营。

自从在延安见到爹爹，我的心中就像拨亮了一盏明灯。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爹爹，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在德国集中营拍下的那张照片的背面，我用中文字写下了心中的期盼：“啊！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在指挥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同时，爹爹也常常思念万里之外的女儿。我离开延安不久，他就写了一封信寄往莫斯科。他在信中嘱咐我：“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是。”不想，这封家书因邮路不通原封不动地退回延安。康克清妈妈焦急地向爹爹提议，是不是通过延安电台向苏联方面打听一下女儿的下落？然而，装在爹爹心中的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他心绪平静地对康妈妈说：“现在中国和苏联都在残酷的战争中，我怎么能为私事打扰苏联政府呢？还是等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吧。”

1946年初，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后，我终于回到莫斯科。在卫国战争期间，国际儿童院的同学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战争，也没能正常上课，大部分时间在为前线服务，也耽误了不少功课。我和他们的差距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遥远，只要我肯吃苦，就一定能赶上。1949年暑期，我读完苏联十年制的学习课程，考入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1950年夏天，我迎来了大学的第一个暑假，终于可以回国看望阔别九年的爹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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