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将自家大院花草拔掉种上棉苗(4)

作者:张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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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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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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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3188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外有人开始关注四川调粮问题,一些所谓的“知情人”开始舞文弄墨,在他们的笔下,困难时期四川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飙升至上千万,李井泉调粮过多的错误由此也上升为“重罪”,并归结为“长期实行‘左’的路线造成的恶果”。父亲对此淡然处之,默默无言。我们曾恳求他写一篇回忆录,讲明事情的原委,他拒绝写,并告知全家,谁都不许写他的回忆录。关于调粮的真相,我们只能从旁人讲述得知一二。


1989年4月,父亲去世,享年七十九岁。父亲去世后,我们全家人经过慎重讨论,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对李井泉的功过作一个公正评价,并对调粮问题给予说明。小平同志对这封信作了批示,请家宝同志阅办。中办和中顾委随之派人登门,听取我们的意见。之后,《人民日报》发表《李井泉同志生平》,其中有这样的评价:“1960年后,李井泉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他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


1999年夏,邓榕在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时,和我通电话,谈到四川调粮问题时,邓榕告诉我,她和母亲都清楚地记得,小平健在时,曾不止一次说过,关于四川调粮,是中央的决定,责任在中央,不在地方,是集体作出的决定,责任在集体,不在个人,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的结论。


2007年12月,我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原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vogel)有过长达一整天的谈话。对于四川调粮问题,傅高义说:每个国家都有过困难的时候,我能理解四川调粮的紧迫性。他指出,凡是认真研究过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不会相信某些人提出的死亡上千万人的数字。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四川调粮动用过武力,这说明老百姓的粮食不是被抢走的。这位教授的话,令我深思。


半年之后,我在哈佛大学再次见到傅高义教授,他请我在教授俱乐部午餐,又带我去见刚卸任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教授马若德(roderickmacfarquhar)。在马教授的办公室,我们用英文作了深谈。马教授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已在中国出版,第三卷则没有获准发行。他在书中多次写到李井泉,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引述了李在中共八大的讲话,说李在会上“批评了农村实行的商业政策——不合理的定价,按照行政区的划分设立商业机构,限制小商贩的活动,打乱了过去的自然流转路线”。他在书中还写到,李井泉对1956年农村实行的跃进保持了冷静,因而在成都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马教授送给我他的新作《毛的最后革命》,并在书的扉页签名。我很感动,这些与父亲素不相识的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如此严肃和执着,秉公执理,还原事实,令人肃然起敬。我由此想到哈佛的校训,诚实,正直,严谨,对真实的追求。


父亲的言传身教


1940年,父亲在延安与肖里相识,次年结为夫妻。两人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携手走到了一起,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两人的感情始终如一。在战争年代,他们有五个儿子相继出生,每个孩子的取名都来自毛泽东的文章或讲话。我的大哥和二哥分别取名黎风,明清,是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过“黎明风清”。三哥名叫巨一,出自毛泽东对“七大”的总结“巨大统一”。四哥叫“新桅”,出自毛泽东的文句“新中国的桅杆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我排行第五,叫“在望”,出自毛泽东所写的“新年祝词”标题“胜利在望”。我在“文革”结束后,把名字改成了“再望”,是因为我经历了大难而不死,终于有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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