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外有人开始关注四川调粮问题，一些所谓的“知情人”开始舞文弄墨，在他们的笔下，困难时期四川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飙升至上千万，李井泉调粮过多的错误由此也上升为“重罪”，并归结为“长期实行‘左’的路线造成的恶果”。父亲对此淡然处之，默默无言。我们曾恳求他写一篇回忆录，讲明事情的原委，他拒绝写，并告知全家，谁都不许写他的回忆录。关于调粮的真相，我们只能从旁人讲述得知一二。

1989年4月，父亲去世，享年七十九岁。父亲去世后，我们全家人经过慎重讨论，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对李井泉的功过作一个公正评价，并对调粮问题给予说明。小平同志对这封信作了批示，请家宝同志阅办。中办和中顾委随之派人登门，听取我们的意见。之后，《人民日报》发表《李井泉同志生平》，其中有这样的评价：“1960年后，李井泉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他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

1999年夏，邓榕在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时，和我通电话，谈到四川调粮问题时，邓榕告诉我，她和母亲都清楚地记得，小平健在时，曾不止一次说过，关于四川调粮，是中央的决定，责任在中央，不在地方，是集体作出的决定，责任在集体，不在个人，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的结论。

2007年12月，我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原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vogel）有过长达一整天的谈话。对于四川调粮问题，傅高义说：每个国家都有过困难的时候，我能理解四川调粮的紧迫性。他指出，凡是认真研究过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不会相信某些人提出的死亡上千万人的数字。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四川调粮动用过武力，这说明老百姓的粮食不是被抢走的。这位教授的话，令我深思。

半年之后，我在哈佛大学再次见到傅高义教授，他请我在教授俱乐部午餐，又带我去见刚卸任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教授马若德（roderickmacfarquhar）。在马教授的办公室，我们用英文作了深谈。马教授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已在中国出版，第三卷则没有获准发行。他在书中多次写到李井泉，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引述了李在中共八大的讲话，说李在会上“批评了农村实行的商业政策——不合理的定价，按照行政区的划分设立商业机构，限制小商贩的活动，打乱了过去的自然流转路线”。他在书中还写到，李井泉对1956年农村实行的跃进保持了冷静，因而在成都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马教授送给我他的新作《毛的最后革命》，并在书的扉页签名。我很感动，这些与父亲素不相识的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如此严肃和执着，秉公执理，还原事实，令人肃然起敬。我由此想到哈佛的校训，诚实，正直，严谨，对真实的追求。

父亲的言传身教

1940年，父亲在延安与肖里相识，次年结为夫妻。两人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携手走到了一起，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两人的感情始终如一。在战争年代，他们有五个儿子相继出生，每个孩子的取名都来自毛泽东的文章或讲话。我的大哥和二哥分别取名黎风，明清，是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过“黎明风清”。三哥名叫巨一，出自毛泽东对“七大”的总结“巨大统一”。四哥叫“新桅”，出自毛泽东的文句“新中国的桅杆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我排行第五，叫“在望”，出自毛泽东所写的“新年祝词”标题“胜利在望”。我在“文革”结束后，把名字改成了“再望”，是因为我经历了大难而不死，终于有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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