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省下的粮食救人,自家却断了顿(4)

作者:张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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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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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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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2780字

1964年的一天,我哥从他工作的万里机电厂回来时说:厂里动员吃“爱国肉”,五毛钱一斤猪肉,厂里说可以不要钱,先吃肉,月底才从工资里扣。我哥很兴奋,我们也跟着起哄:“爱国就得吃肉,谁不吃肉谁不爱国!”


1964年真是一个好年头,过去黑咕隆咚连电灯都点不起,用蜡烛照亮的商店,空空如也的货架上,现在开始有了色彩。我读书的百年老校、兰州一中校门口的一条小巷子挤满了小贩,这是一个自由市场,政策放宽了,允许老百姓做点儿小买卖。


1964年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那一年中央又召开了“北戴河会议”,暑假里爸爸带我们去北戴河了。但他还是有心事,因为临走前西北局的负责人“提醒”他说:胡耀邦也在北戴河。


“胡耀邦在北戴河”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张德生患重病后,胡耀邦接任了陕西省委书记,他意气风发来到了陕西,但是很快,在“四清”扩大化的问题上,他和西北局的矛盾愈演愈烈,竟然变成在西北局会议上对他展开了激烈的批斗。


整人的事我父亲不违心地去做,他一般把看法藏在心里,会上打个哈哈蒙混过去,至今仍有老同志赞赏地说:既有原则,又有方法。西北局正式“提醒”过他,当然是让他不要和胡接触。


太阳照在沙滩上,我独自坐着,正前方有两个人的背影,他们靠得很近,缓缓地长久交谈着,我知道那是爸爸和耀邦叔叔……


不知道北戴河这个夏天讨论什么,决定什么,爸爸晚上看文件,写东西到很晚。现在回想起来,有件事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1965年,父亲的床头多了一套大部头的《资治通鉴》。这是一部线装的文言文书籍,父亲戴上了老花镜,花了很大的精力在研究和这套书。


“文化大革命”


1966年的上半年,父亲去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在北京他已经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山雨欲来。他起先认为这是针对文化界的一次反右纠偏,既然学校是主战场,他也将北京会议的精神带回甘肃,但是兰州大学的一把大火刚刚燃起,校长江隆基不堪污辱自杀。父亲在沉痛中失去了方向,他不敢相信,其实运动的矛头所向,是直指他本人的。


在七里河体育场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父亲第一次受到了少数人的“体罚”。接着父亲“失踪”了。他被雁滩的“贫下中农”藏起来了,也曾被甘肃日报藏在外界知之不多的地下室保护起来。再后来,家第一次被北京的红卫兵抄了,遍地都是父亲不同时期工作的新闻照片,藏书作为“四旧”被扔得遍地都是。


1966年的夏天和秋天,我们在混乱中,心存期待地挣扎着,盼望着党中央对父亲表态,这个意外的表态终于来了。1966年的12月,一个阴冷的晚上,传来了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央有薄一波、何长工,地方有汪锋、李范伍”的提法。这所谓第一批点名的走资派的“殊荣”,落在了父亲的头上。


当晚父亲被押走了,他走得匆忙,黑暗和寒冷使我瑟瑟发抖。父亲被“军管了”,母亲被“统管了”,哥哥被“群管了”,我们插队的插队,“疏散的疏散”,就在这个阴冷的冬日,父母亲走时留下了“铁的纪律”:抄家拿东西不许挡,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许死一个人!正是父母亲的这个留言,支持我们走过了那个###的岁月,勇敢地面对了一切苦难,最终没死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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