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一天，我哥从他工作的万里机电厂回来时说：厂里动员吃“爱国肉”，五毛钱一斤猪肉，厂里说可以不要钱，先吃肉，月底才从工资里扣。我哥很兴奋，我们也跟着起哄：“爱国就得吃肉，谁不吃肉谁不爱国！”

1964年真是一个好年头，过去黑咕隆咚连电灯都点不起，用蜡烛照亮的商店，空空如也的货架上，现在开始有了色彩。我读书的百年老校、兰州一中校门口的一条小巷子挤满了小贩，这是一个自由市场，政策放宽了，允许老百姓做点儿小买卖。

1964年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那一年中央又召开了“北戴河会议”，暑假里爸爸带我们去北戴河了。但他还是有心事，因为临走前西北局的负责人“提醒”他说：胡耀邦也在北戴河。

“胡耀邦在北戴河”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张德生患重病后，胡耀邦接任了陕西省委书记，他意气风发来到了陕西，但是很快，在“四清”扩大化的问题上，他和西北局的矛盾愈演愈烈，竟然变成在西北局会议上对他展开了激烈的批斗。

整人的事我父亲不违心地去做，他一般把看法藏在心里，会上打个哈哈蒙混过去，至今仍有老同志赞赏地说：既有原则，又有方法。西北局正式“提醒”过他，当然是让他不要和胡接触。

太阳照在沙滩上，我独自坐着，正前方有两个人的背影，他们靠得很近，缓缓地长久交谈着，我知道那是爸爸和耀邦叔叔……

不知道北戴河这个夏天讨论什么，决定什么，爸爸晚上看文件，写东西到很晚。现在回想起来，有件事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1965年，父亲的床头多了一套大部头的《资治通鉴》。这是一部线装的文言文书籍，父亲戴上了老花镜，花了很大的精力在研究和这套书。

“文化大革命”

1966年的上半年，父亲去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在北京他已经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山雨欲来。他起先认为这是针对文化界的一次反右纠偏，既然学校是主战场，他也将北京会议的精神带回甘肃，但是兰州大学的一把大火刚刚燃起，校长江隆基不堪污辱自杀。父亲在沉痛中失去了方向，他不敢相信，其实运动的矛头所向，是直指他本人的。

在七里河体育场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父亲第一次受到了少数人的“体罚”。接着父亲“失踪”了。他被雁滩的“贫下中农”藏起来了，也曾被甘肃日报藏在外界知之不多的地下室保护起来。再后来，家第一次被北京的红卫兵抄了，遍地都是父亲不同时期工作的新闻照片，藏书作为“四旧”被扔得遍地都是。

1966年的夏天和秋天，我们在混乱中，心存期待地挣扎着，盼望着党中央对父亲表态，这个意外的表态终于来了。1966年的12月，一个阴冷的晚上，传来了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央有薄一波、何长工，地方有汪锋、李范伍”的提法。这所谓第一批点名的走资派的“殊荣”，落在了父亲的头上。

当晚父亲被押走了，他走得匆忙，黑暗和寒冷使我瑟瑟发抖。父亲被“军管了”，母亲被“统管了”，哥哥被“群管了”，我们插队的插队，“疏散的疏散”，就在这个阴冷的冬日，父母亲走时留下了“铁的纪律”：抄家拿东西不许挡，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许死一个人！正是父母亲的这个留言，支持我们走过了那个###的岁月，勇敢地面对了一切苦难，最终没死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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