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受到林彪、邱会作反党集团的政治迫害，被强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他们对父亲进行非法关押、批斗、刑讯，在精神上无情打击，肉体上残酷折磨，人格上肆意污辱。那时，父亲驻地的工作人员全部撤走，而学校停课，我就一下子从一名高一学生成了我们家的“家政服务员”。以往，父母忙工作，我们忙学习，各忙各的，而在此时，全家要面对的是同一个考验：如何经历这次严峻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邱会作就组织了对我父亲的诬陷、迫害。针对他们捏造的问题，父亲接连向萧华主任并总政党委写了三封信，说明事实真相。我跟父亲说：“现在都乱成这样了，写信能有用吗。没准谁又拿你的信做文章呢。”父亲说：“我按组织原则反映问题，到什么时候都不错。”停了一下他又说：“我在信上写了‘真金不怕火烧，不是真金烧掉更好’。”

在一次批斗会上，他们将父亲在朝鲜战场上负的腰伤折磨得旧伤复发，致使他一段时间不能起床。在这段时间里，原来话就不多的父亲更是沉默寡言。二哥看着处于身心极度痛苦中的父亲非常着急，担心父亲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会采取极端的手段，就兜着圈子跟父亲谈到了这个问题。令儿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原来一点精神都没有的父亲突然睁大了眼睛，说：“你在说什么！你怎么能想到这个问题呢！我怎么能死呢！我要活着！这场戏虽然不好看，但我也要坚持看下去。我要等到最后，看看到底谁对谁错！”父亲是一条硬汉，他的目光早已远远超越了个人所受的打击，理想信念已在漫漫的革命道路中和他的生命融在了一起，他已经将生命看得不只是属于自己，更重要的是属于这个伟大的事业。

1968年2月邱会作一伙开始对父亲实施关押，其间大搞逼供信。父亲此时除对专案组提出的每个“新问题”作一次事实阐述之外，不再多讲一句话。然而有一次出现了例外：他们想把父亲打成假党员，但专案组会审几十次，诱骗、恐吓、体罚用尽，都未达到目的。这时，一个专案人员说：“你说贺国中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但他都不一定是共产党员，我们不相信。”“啪！”半天没说话的父亲愤怒了，他拍了桌子：“不许你侮辱革命烈士！”屋内登时鸦雀无声，在场的“专案”们全部愣住。此后，无人再提“假党员”问题。邱会作一伙想让父亲屈打成招、自己承认是假党员的阴谋破产了。

1968年左右，北京开始给中学生分配工作。我们这些有“黑五类”家庭背景的孩子前途肯定不容乐观。当我和三哥得知有些跟我们的情况类似的孩子通过父辈老战友的关系当了兵，也向父母提出想这样做，还特别声明不用他们出面，我们自己去找。而父母听完我们的话，异口同声地说：“不行。”父亲说：“我现在是这种情况，你们去找谁都是为难别人，绝不能连累别的同志。”不久，三哥被分配去了内蒙古农村插队，我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农工。当时我心里还有点怨父亲：我们到哪儿都会好好工作的，干嘛不让我们去闯一闯？后来我慢慢地懂得了：我们的考虑是从自己开始，而父亲首先想到的是别人。

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父亲遵循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不违心承认诬陷，更不诬陷他人，还要尽全力保护干部和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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