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留观”了，其实被当了“人质”，因为我父亲“老谋深算”，他这时立刻上北京去，用软（说服）硬（扣押人质）手段将我母亲从北京迁到了兰州，从此我们的户口转到兰州了，我的人生从这里扭转了一个方向。

调粮！紧急调粮！

刚到兰州时，真是出乎意料，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我思维中的城市都是由街道和房屋组成，然而从北京到兰州却差别太大了，首先从我家住的省政府宿舍——青年农场一路走去，直到省委、兰州军区，看不到砖墙，路的两旁全是用黄土压成的“干打垒”墙，景象就像最贫困的农村。

初到兰州，我在兰州军区的东郊小学上学。可是路上总能遇见一个熟人，那就是我妈妈！我妈在北京是正厅级干部，可到了甘肃，我爸“利用职权”给降成了副厅，任省委副秘书长，爸爸也在省委上班，可是妈妈从来不搭“顺车”，她总是一个人走路上下班。

1961年饥饿阴影还笼罩着甘肃大地，父亲是临危受命来到甘肃的，慢慢地我们从周围的交谈中知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甘肃是全国灾情最严重的省份，天灾加上人祸，饿死的人数不少，出现了无人村。百废待兴，各种矛盾浮上台面。

我爸初到甘肃，他还仅是第二书记，当时的第一书记还没有走，白天开很多会，激烈争辩着“左倾”、“右倾”，有很多相左的意见相持着。父亲的工作模式已经形成了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先看《地方志》，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同时下乡蹲点走面，基本上就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文化大革命”中批斗邓小平同志的著名“白猫黑猫”论，1961年在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已经引用成了恢复生产的口号。父亲长期住在回民老乡家里，同吃同住，化名“老王”，没有人知道他是省委书记，直到“文革”中拉他去批斗，老百姓才知道一个“回民”胖子老王是来帮助他们的住队干部。

“老王”这人很随和，好伺候，嘴粗。有点干辣椒就下饭，看到房东大娘冬天冷，他把自己的毛衣脱下来送给她。谁能料到老人把这件毛衣一直保存到“文革”批斗会上，成了忆苦思甜评功摆好的实物，生生搅了一场批斗会。

很长一段时间，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每天晚上似睡非睡时，总听见父亲在电话中激动地呼吁着，他给周总理打电话，要粮；给铁道部吕正操部长打电话，要车皮；他还给新疆打电话，给陕西打电话，求助兄弟省市，他的好友们，调粮！紧急调粮！

甘肃的饥馑太严重了，他去了兰州大学，学校一片狼藉，桌椅板凳劈柴煮白菜吃了；他去了原子基地，科学家们浮肿了，他只能弄些黄豆让他们增加点蛋白质；他去了黄河以北的军工厂，工厂无法生产。他问我：学校食堂孩子们吃什么？我说：“人血馒头。”

“人血馒头”吃得下，拉不出肚子会涨鼓，那是用发苦的陈仓红高粱米磨成粉蒸的馒头，猪肝色，所以同学们叫它“人血馒头”。

面对这些骇人的情况，父亲已经顾不得沉重的政治大帽子了，他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了。他要去堵枪眼了，“三自一包”、“开仓放粮”、“藏粮于民”，他让“右倾机会主义的子弹”、“资本主义的子弹”一颗颗射向自己的胸膛……

他的决心很快就奏效了。预计八年时间经济复苏，结果仅用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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