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父亲要到中南军区所在地汉口去开会，顺便带我去治病并熟悉一下我要去的学校。在汉口，我和父亲先住交际处，后住在谭政伯伯的家里，我和父亲同住一个屋。因为我个子矮小，就睡在父亲床边的大沙发上。白天，父亲去开会，晚上，父亲教我认字、写字。父亲一字一句地教我念，手把手地教我写毛笔字。父亲的字写得很漂亮，他既能写正楷，也会写行书和草书。

一天，父亲风趣地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的王长德（谭政夫人）校长说：“我给你带来一个‘大学生’，你收吗？”王妈妈（我们同学都这样称呼她）说：“我办的是小学，怎么收大学生呢？”父亲呵呵地笑了，说：“我这个‘大学生’，不是一般的大学生，而是年龄大一点的小学生。”父亲拉着我向王妈妈介绍说：“就是这孩子，已经十六岁了，还没有怎么念书，因为战争耽误了。他现在刚刚学识字。以后，得请你好好教他。”1950年春，我第一次跨进了四野干部子弟学校的大门，教导处主任把我安排在二年级，同陶斯亮和我小妹妹一个班。她们都比我小###岁，真使我羞愧难当。

1953年夏，我用三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小学六年制的学业，而且获得了品学兼优的奖状。在小学，我先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后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因为父亲于1952年底奉调到北京工作，于是，我从武昌到北京考中学，住在前门外大栅栏斜街李铁拐胡同三元里客店。父亲当时担任政务院建筑工程部部长，工作十分繁忙，但当他接到我写的信后，在百忙中亲自来到偏僻而又狭窄的三元里客店看望我。同时还亲切地和我们的老师进行了交谈，了解我的品行和学业情况。考试后，我被师大附中（即现在的一一中学）录取了。那时，我已近十九岁了。还是父亲想得周到，他考虑到我的年龄大，帮我联系了北大工农速成中学。于是，我参加了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的考试，结果也被录取了。这样我就改上北大工农速成中学，以四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学的全部学业。1955年在中学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六兄弟姐妹中，我是第一个入党的。父亲对于我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表示很高兴。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父亲对我们各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严。他不仅关心我们的学习，更加关心我们在政治思想上的成长。我印象最深的是，1955年夏天父亲与我们的一次谈话。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们兄弟姐妹坐在父亲的身旁，父亲针对我们的一些缺点进行了耐心的教导。他说：“一个人要有顽强的毅力，克服缺点也要有毅力。每天晚上都应该总结一天的表现，想想自己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找到了自己的缺点和弱点，就要下决心改正。一个人要有志气、有理想、有抱负，这样，在前进的道路上才有明确的方向和动力。庸庸碌碌地生活一辈子，这种人生活有什么意义？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应该是为革命、为人民谋幸福而生活。刘胡兰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她生得伟大，死得光荣，永远放射灿烂的光辉。我们应该向她学习。”父亲的这次谈话，一字字、一句句都铭刻在我的心坎上，它像春雨一样滋润我的心田。

父亲不仅经常同我们面谈，即使出差在外地也不忘关心我们的成长。有一次，我在工农速成中学收到父亲从青岛寄来的一本《马克思传略》，并附了一封信，要我好好学习，看完后，要给姐姐和弟弟、妹妹都看看。后来，在党组织的培养和同学的帮助下，我们一个个在政治思想上成长起来了，六兄弟姐妹都先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的进步，同父亲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浸透了父亲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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