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更是非常关怀，对哪怕是在外围站岗的警卫战士，他都叫得出名字。而且散步时都会走过去问他们家乡是哪里的，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有困难没有。有一次，一位警卫要告假回家探亲，父亲知道他家里的情况不太好，立刻派秘书拿一百元交给他。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每个月才发四十元。我们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就靠我父亲的400元钱啊。

六十年代我结婚的时候，还记得来了很多客人，陈毅，罗瑞卿，方方等长辈，还有和父亲一起工作的同志们。这一天非常热闹，我也一天没停脚，待到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已是晚上9点多了，我筋疲力尽地走回屋，还没等坐下，父亲突然问我，给没给工作人员送糖果？我说还没有，已经很晚了，怕大家都睡下了。父亲的脸立刻就沉下来了，“人家都凑了钱给你买了礼物，镜子、暖壶……人家容易吗？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地对待工作人员！”我只好立刻拿了托盘，装了糖果去挨家挨户送。

父亲的教育就是这样，要叶家的人懂得一个“礼”，要尊重别人。古语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所以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至今都很怀念他这一点。

读大学时，周末回家坐公共汽车要换三次车，大概要两个半小时才能到西山。常常早上从学校出门，到家吃一顿午饭就要往回赶。但多数碰巧能蹭上父亲的返程车，或搭乘到城里办事的顺风车。有一日盛夏酷热挤不上公共车，路上折腾了三个小时。我一进门就发牢骚，抱怨没车接我，我父亲一听就火了，指着我骂说：“你以为这个车是给你们配备的吗？因为我是替党和国家工作，才给我用的车！这是工作用车！你们顺便搭个顺风车就很不错了！一般老百姓可以坐公共车，你怎么不能坐？你以为你是谁？！”没想到我爸发这么大的火！从此我再也不敢在这些问题上发牢骚了。这也让我想起他经常对我们孩子讲的一句话：“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全家人没有不铭记：夹着尾巴做人的家训。

我长大高中毕业了，到了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他希望我像作文中写的那样做个中国的“米丘林”学农业、园艺，为国家做实事。但是，我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父亲得知我考上的是电影导演系后很不高兴，觉得我这专业有点儿不务正业，给了我一个消极的抗议，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直到二十年后，我拍完电影《原野》，请他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才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啊！他老人家总算是认可我干这一行了，我还第一次见一个人一口气能憋二十年不说的。这就是我的爸爸。

人生贵有胸中竹

父亲曾经写过一首《题画竹》，中有两句诗句，我印象特别深刻：“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1967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一伙的冲击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中南海怀仁堂在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我父亲责问“中央文革”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搞乱了，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就在这后来被定为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在两派尖锐的斗争中，由于过度的气愤，父亲把小拇指都拍断了。但是这是一场捍卫“军队不能被冲垮”的斗争，也是“国家不能乱掉”的最后保障。自1967年至“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阶段，始终贯穿着以父亲为首和“四人帮”争夺军权的斗争，而父亲为了保障从中央军委到各军区的领导能够正常维持工作，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利用他的职权和周总理及一些老同志，坚决抵制在军队内搞“四大”，不准群众冲击军队指挥部门。这些举动导致江青一伙最恨的就是父亲，而且想方设法要把他从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拉下来。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江青亲自批示，由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执行，突然把我们家六个子女和保姆都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叶帅的材料，目的是将他打倒。我是叶家被关监狱时间最长的一个，关了将近四年。此后父亲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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