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父母的战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子女，我们家儿子多，父母就把儿子送人。三哥送给孙志远（原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弟弟华川送给张经武（原中央驻西藏代表），把我送给了申国藩（原成都市委监委委员）。我们家兄弟因此有不同的姓，各住一方。

父亲和贺龙在战争年代就结下生死之交，新中国成立后我大哥一直住在贺龙家，二哥到北京念书后也住在贺龙家。四哥到北京念书后住在孙志远家。从1962年到“文革”初期，我和两个妹妹一直在四川，与父母住在一起。

父亲一年到头忙工作，对子女的学习、生活很少过问。“读书要靠自己，生活要靠自己，将来工作更要靠自己。”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兄弟姐妹考大学选专业，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每次都说，通通去学数理化，学技术，今后谁也不要从政，也不要经商。于是我的大哥、三哥、四哥都考上了清华大学，分别学工程物理学和无线电电子学，二哥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弟弟进了南开大学学无线电，大妹妹进了江西医学院学医，二妹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语。三哥在美国读完博士，取得两项技术专利，美方想要留用他，给出很高的待遇条件，父亲闻知，要他回国工作，三哥很快就回来了。

父亲很少谈及自己的革命生涯，在长征中，他先后在第一、第四、第二方面军工作，两过草地，历尽艰险，是我军少有的参加过长征三个方面军工作的人。我曾多次问他长征经历，他都不肯说。只有一次吃晚饭时，他突然谈到过草地吃牛皮的往事，说牛皮很难煮烂，硬邦邦的，咬不动，咽下去后肚子疼。

1965年末，我们中学排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舞蹈《秋收暴动》，我演了一个红军战士，父亲闻知非常高兴，这个节目在成都人民公园为群众演出时，他亲自来看。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到四川采集素材，我几次接待陪同他。他得知我父亲是长征战士，想要做采访，我打电话到北京，父亲没有同意。后来索尔兹伯里通过我请父亲推荐关于长征的书，父亲对我说，杨成武写的《忆长征》符合事实。当时书店脱销，父亲就把他读过的那本给了我。我把书寄往美国，索尔兹伯里收到后十分高兴，当即给我来信表示感谢，以后又来信说，这本书对他写作很有帮助。

父亲的经历对研究中国现代史很有价值，我曾数次提议为他录音，把他的回忆保留下来，但他不同意。他说，好多人写的回忆录都不符合事实，编造故事，有些人把自己写得很了不起，吹得过了头。那么多先烈都牺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只有多做工作，要写历史，就写那些牺牲的同志们，让人民记住他们。

关于父亲的许多往事，我是陆续从一些文献和文集里看到的。2001年，中共建党八十周年之际，中组部、###、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单位联合制作了一部大型电视文献专题片《使命》。这部文献片的第三集介绍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只能选七十人，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要照顾“山头”，必须要把井冈山那批人里拿掉几个人，一个李井泉，一个陈光。九十多岁的七大代表王恩惠回忆说：“李井泉这个人当时心胸很开阔，他说：应该，是多了一点，你不拿我，拿别人还不是一样的。这是李井泉的表态。”父亲在世时，从来没对我们讲过这件事。对于官位、荣誉，他很看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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